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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改革的动力机制
2018-01-02 21:25:53 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4期) 作者:李增元 【 】 浏览:115次 评论:0

—— 基于农业型地区和非农化地区的比较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互交织,在多元力量的推动下,传统农村社会日益走向解体,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城镇体系的末梢,农村社区治理呈现出较大的滞后性,推动农村社区治理改革创新,构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会治理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不过,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农村呈现出高度的分化性,既有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地区,也有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非农化地区,这两种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不同,面临的城镇化任务不同,农村社区治理改革的动力机制也不尽相同。了解清楚这些地区推进社区建设的动力所在,能够更好地把握不同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及治理改革的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作为国家农村社区建设创新试验区的山东日照市(该市农村地区不发达,是传统的农业型地区))和东部沿海发达的温州市(该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大部分农民不再从事第一产业)作为比较样本,对此问题展开相关探讨。

一、经济社会发展:扩展经济权利 VS 保障农民市民权利

自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转型的根本体现,它“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也涉及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村人居空间、生存环境的改变” [1]。在城镇化进程中,整个乡村社会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下发生质性变革。这种变革在农业型地区、非农型地区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变革对不同地区带来的冲击力不同,使这两类地区面临着不同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任务,由此,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的背景及动力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加快推动农村传统经济方式变革是农业为主型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在市场经济发展大潮中,农业为主型地区缺乏经济发展优势资源,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是这些地区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日照市东港区,在当前社会流动大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进镇入城,村民外出务工、经商,土地抛荒现象的发生,农村土地耕种对部分农户来说已成为副业,甚至有些有地不愿种,宁愿撂荒。而部分村农户有种养加工意愿,想上项目扩规模却无法调整土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将分散在一家一户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整合利用,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社区建设背景下,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将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借助社区平台实现有机整合,既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也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推动农民生活、居住方式向城市化转型。作为农业大县,2011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零的村410 个、占 34.3%,集体积累为零的村 529 个、占44.3%。莒县把产业发展作为农村社区的基础支撑,把社区建设与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统盘考虑、统筹规划,以农业园区、产业基地为载体,一手抓社区、一手抓园区,促进“两区”融合,实现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总体上来看,当前农业型地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充分结合国家的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政策,在社区建设中注重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与农业型地区相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及实现农村城镇化是非农化地区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动力。在社会转型发展中,虽然大部分农民职业身份发生了转换,但是与现代公民身份相适应的各种生存与发展权利却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内嵌于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成为个体流动的外部束缚,城乡二元体制也使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温州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城市,工业化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冲击更为明显。就温州市当前的 112 个农村集镇(除市区 2 个镇及 4 个人口规模在 10 万以上的县城外)来看,54%以上的工业分散在农村集镇和村庄中,农村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绝大部分农民从业非农化,从从业性质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仅占 10%左右,大量农民已经从农村转出,从事第二三行业。[2]现实中,虽然温州广大农民的职业身份及从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城乡之间能够自由流动,然而,集体产权制度、户籍制、村庄组织制度,却严重制约着他们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广大农民虽然可以自由进入城镇地区打工,但是却与城市居民在待遇、权利保障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是名副其实的城市边缘人。与此同时,在开放与流动中,温州农村成为大量外来人口的集聚地。据温州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温州市省外来人口为 272.5 万人,省外人口达 5 千人以上规模的行政村有 86 个。[3] 2012 年 6月,我们对温州平阳县的调查发现,整个平阳“新居民”超过了 11 万。外来居民虽然生活于乡村社会,却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各种权利及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如何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革与重建是温州市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背景与动力所在。

二、社会和谐稳定:降低上访率 VS 化解社会矛盾

在城镇化进程中,整个乡村社会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下发生质性变革,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农村、农民逐步走向历史的终结。在城镇化推动下,民众的利益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层次性发展趋势,因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对于不同的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各有侧重。

作为农业大县,日照市莒县撤村建社区之前,1260 个行政村,村庄多,村情复杂,基层基础薄弱,村干部贪污受贿,横霸一方,违法霸占买卖土地现象多发,以往村委换届工作时,群众上访率特别高。县纪委的一份资料显示,他们接到的上访案件中,反映农村干部的占 74%,特别是反映村支书的占了 66%,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经济问题。莒县副县长王磊介绍,全县 70%的信访案件集中在农村,其中 80%以上又集中在土地、财务等问题上。[4]从全县情况看,农村社会矛盾多发频发,农村信访一直占全县信访数量的大头。莒县正是通过社区建设,实现权力“上提”与“下放”相结合,将村干部原先在村里的权力上提到社区,削弱村干部的权力,强化对村级工作的全程监督,解决农村干部“本土化”带来的利益纠缠不清的弊端,强化农村干部干事责任,弱化了管事权力,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通过治理改革,2014 年上半年,莒县到省以上信访量同比下降 36.5%,反映村干部办事不公、决策不民主、村级事务财务不公开等问题的信访案件大幅下降,新发生的此类信访基本杜绝。[5]2014 年 8 月 7 日,对莒县小店镇金墩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通过权力下放,12 个村采用 1 个村的管理模式,12 个村每个村 1 个月在这里下账一次,村财政方面支出收入在社区登记,通过这样杜绝了村干部贪污。每个月下去清查,杜绝了收入不下账,村干部贪污。有效解决了干部贪污腐败问题,解决社会矛盾。另外,通过撤村建社区,实现社区内所有村庄的人才资源整合,拓展了用人渠道,社区干部不能干涉社区下辖村庄的集体经济利益,不能干涉村庄财务,专心从事社区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打破村庄无人治理的困局,也消除了村庄治理中的宗族、家族势力之争。同时,通过社区平台建设,也能够将政府行政管理延伸进社区,提高对社区基层干部的管理与监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与农业型地区相比,非农化地区已经从传统农村形态中脱离出来。然而,基层治理还是沿用传统模式。基于村庄集体经济建立起来的村社不分、组织封闭和城乡分割的村级组织、管理、服务、控制和整合机制不仅阻碍了农村人口和资源的流动和城乡一体化,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无力为全体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服务,衍生出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基于村集体和家族血缘关系的认同也不断弱化,日益失去凝聚力和认同感。如何实现农村基层管理、服务的现代转型,促进社会融合,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推动基层治理方式转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这些地区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张鸣 2010 年对温州市鹿城区的调查显示,有 28.7%的村民指出,在涉及征地补偿、宅基地批复、修路等村庄公共事务时,只有很少部分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23.9%的村民指出村里的重要公共事务处理并不经过村民开会决定,基本上都是村干部说了算。在村级事务决定中,民主决策很少开展,有 63.7%的村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村民大会,参加过三次以上的也仅占 14.3%。[6]由经济利益引发的各类问题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温州市乡村债务普遍较高,乡村债务严重,到2009 年 6月,乡镇债务为 274886.3 万元,村庄债务为81343.73 万元。由于乡村债台高筑,难以支撑当地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进而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

由此,温州改革发展面临如下任务:一方面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包括城乡二元体制在内的一切制约生产要素和社会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解放生产力,释放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必须加快构建与开放,流动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更有包容、更富弹性、更加公平和更有效率的新型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体制。正是基于上述诸多原因,在新时期,温州市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及治理实践改革。

三、管理服务:强化民众服务 VS 农民市民化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在传统农业社会,基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剥削,基层社会长期处于萧条衰败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我国工业优先发展的现代化战略,农村、农业与农民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乡村社会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牺牲很大。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民生政府与民主政府建设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随着经济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广大农民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也不断增长,并趋向于有多元化发展。从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来看,解决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状态是农业型地区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目的。

农业地区地方财力有限,充分整合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对基层社会的服务水平就成为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破解基层服务能力不足的重要思路。如莒县由于财力有限,农村管理与服务水平相对落后。一是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二元结构明显,农村各类资源布局散乱,公共服务缺乏有效整合;二是大量农民从土地脱离出来,变成产业工人,导致农村人口减少。同时,一些失业及离退休返乡人员、到农村创业的城镇居民、融入农村的外来流动人口,致使农村的社会结构、人员成分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问题;三是虽然许多惠农政策、公共投资向农村倾斜,然而不适当整合村庄、调整人口规模,也将造成公共资源的分散和浪费。另外,以村为单位,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推进,政府钱少,每个村都建个学校、医院,不现实。因此,将七八个村组成一个社区,政府统筹调配各种资源,可以借助社区平台将公共服务延伸进乡村社会。东港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社区管理服务的不断推进,原来的农村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步显现。行政村规模小、运行成本高。服务设施严重滞后,群众难以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通过建立社区,可以集中整合各种资源,解决农村服务管理问题。撤村设社区后,避免了以村为单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有限的财力得以整合和集约使用,一大批社区服务中心建成,功能更加完善。机关干部和公共服务下沉到社区服务中心,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群众在社区内就能享受到农村低保申请、困难家庭救助、惠农资金领取等公共服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群众办事难问题,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与农业型地区不同,实现农民市民化成为非农化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走的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发展道路,土地被城市化,生活还是纯农村化,形成了“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普遍现象,温州农村大部分是城中村、城边村、城郊村,城市化不彻底。温州市民政局的统计显示,全市共5406 个建制村,其中空壳村占一半以上。全市农村人口比重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这些大大小小的村庄,不仅极大地分散、弱化甚至浪费了发展的投入,同样给当地原有资源的整合制造了不小的难度。小且散的村居结构提高了公共管理的实施难度,也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了障碍;温州行政村的多小散问题严重制约温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阻碍温州城乡统筹改革发展。由于农村城乡人口和资源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人口滞留于农村,加剧了农村人口、资源和社会矛盾,也带来诸多的发展和管理难题。大量的本籍非农人口和离乡农民不能融入城市,不能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另外,温州还有近三百万的外来人口难以落户温州,难以享受与温州本地人相同的待遇,造成严重的身份歧视和不平等,也为社会冲突埋下了种子。由于生活环境差、生活成本高、发展空间小,导致温州留不住人才、留不住企业、留不住资金、人才外流,企业外迁,本土经济日益空心化,人们的满意度不高,幸福感不强。在农村工业化中推动农民管理服务市民化,成为温州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及治理改革的重要动力。

四、城乡一体化:基础条件改善 VS 城镇体系创新

亨廷顿曾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源头”[8]。农民起着钟摆的作用,农民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党的执政及国家政权稳定状况。在现实中,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条件便利程度是否符合自身预期,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的行为。在农业地区,乡村经济薄弱,农民生产及生活条件一般,严重制约着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另外,由于地方财力及农村经济发展条件有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投入的财力相对较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寻找更好的工作,大量农民外流。

正是在此背景下,大部分农业地区抓住国家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及治理改革的机遇,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日照市莒县是国家财政贫困县,有 1200 多个行政村,总人口 113.3 万,农村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4/5。农村人口居住密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要想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加快推动城镇化建设,不可能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出去,只能通过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与居住环境,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 “单元城镇化”。因此,莒县着力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2014 年 8 月 8 日对莒县桑园镇人大李主席的访谈,在他看来,现在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都去城镇集中了,可能将来下去二三十年,一个村就剩下老年人在这里住了,年轻人对土地没感情了,农村有很多空闲土地,没有多少人住了,也没有人提供服务。通过社区建设,在社区中心村集中投放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资源,将来在乡村居住的留守人员集中向社区居住,就可以解决将来农村面临的养老、教育教学这些问题,改善农民居住环境,通过农村社区建设确实解决了一系列生产、生活便利问题。同样作为农业大县的五莲县,全面加强环境整治,突出清理“三大堆”、治理“脏乱差”,搞好村庄的净化、绿化,道路的硬化、亮化,墙壁的美化、文化化,推进道路、自来水、科普、有线电视“村村通”,推广沼气和秸秆气化等清洁能源,引导农民群众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习惯,实现村容村貌的整体改观。[9]另外,日照市东港区西部是山区,分散着传统农业型村庄,在农业型地区,西湖镇积极围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围绕便民、利民开展探索,以新社区建设拉动城镇化发展水平。

与农业为主型地区相比,非农化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已经实现了较大的转型。但是基层组织体系却成为经济社会深入发展的重要阻滞,改变僵化、滞后的城镇体系就成为该地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机制。自改革开放后,温州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不过,温州市具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特征,乡村人口较为分散。温州市乡镇平均面积、人口普遍低于浙江全省水平。功能集聚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但是,作为一级政府,无论乡镇规模有多小,财税、工商、公安、城建、土地、规划、房管等部门的“七所八所”却一应俱全,每个乡镇都有学校、卫生院等机构,这就造成了大量资源的闲置浪费,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真正满足基层社会发展需求。[10]另外,由于城乡二元治理体制的约束,温州市城乡资源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人口不能合理集聚,导致其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虽然温州的农业仅占 GDP 的 3%,非农产业占 97%,但是其城镇化程度却比较低。基于僵化的城镇发展体系,2012 年温州市出台了 《温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纲要》,采取“1650”结构布局大都市区空间。“1”指的是大都市核心区及其扩展区,即温州中心城区和永嘉原上塘镇,乐清市北白象、柳市,瑞安市塘下等; “6”指的是乐清、瑞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等 6 个副中心区域; “50”指的是除大都市核心区外全市共培育的约 50 个网络化城镇节点,包括新市区和中心镇。在城镇体系重构中,50 个中心镇处于大中小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节点位置,在中心镇建设若干个上规模、高集聚的大社区。通过构建与现代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城镇体系,改变传统的基层乡镇低小散的状态;同时通过城镇体系的重新调整,构建一套与现代工业、商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城镇体系,在推动农村现代化基础上,引导农民中心聚集,形成更为紧凑的城镇体系,在优化基层治理体系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五、总结与反思区域性差异中农村社区治理改革的动机及出发点

自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的转换,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方式发生了调整。我国城镇化加快,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更加注重中小城镇建设及实现乡村社会就地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也是人的城镇化。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乡村社会的生活、居住、交往与组织单元都发生着深刻变革。这种乡村转型不仅带来了生活空间的重组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传统村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变迁。[11] 当然,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性差异,城镇化对不同乡村社会的影响也不一样,乡村社区的发展进程及转型特征也不尽相同。折晓叶对中国东部和南部现代化起步较早的乡村地区的研究中就指出,在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推动下,传统乡村社区向现代“超级村庄”转型,它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的某些生活秩序和原则,表现出非城非乡又亦城亦乡的特点。[12]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遭到了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重大冲击,农村社区呈现出类型化发展趋势。整体上来看,传统村庄社区被卷入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后开始发生分化。总体上来看,当代农村社区呈现出传统型与现代性、农村性与城市性多重特征复合交织的现象。现代化发展深刻改变着农村社区的特质,农村社区逐步呈现出多元化与现代化特征。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为适应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社会带来的各种冲击,在国家推动下,分散的村落正逐步被整合为统一规划的新型乡村社会单元,逐步将社区建设成为能够容纳不同居民共同居住、生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并逐步与城市社区趋同。在此基础上,国家开始有计划地以新社区为载体实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下乡,探索形成能够容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权利及权益都能够得到保障、公平、正义的开放性公共治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农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一项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及治理规划,是通过先试点试验,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再层层推进落实的方式,自中央到地方各级形成自上而下的层层动员机制。党中央提出农村社区建设后,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管部门民政部积极制定政策开展农村社区实验,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落实中央精神开展实践探索。农村社区建设的系统性及复杂性,上级政府出台考核指标及考核办法,对下级政府实施严格的奖惩机制,保证政策自上而下得以有力贯彻。当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之间的动员既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主要在于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同时,上下级政府之间又带有一定的合作性。[13]在具体的实践运行中,“地方政府是地方治理最重要的主体,中国省、市、县、乡的地方政府层级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治理能力不仅受制于中央的宏观制度背景,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间的管理体制和权力配置状况。”[14]在社区建设中,上级政府往往只出台宏观的政策规划,鼓励地方政府进行积极探索,走出特色之路。由此,地方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

在地方政府拥有的较大自主空间内,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具体行为选择很少进行干预,在完成中央政府规定的刚性任务条件下,拥有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具有自身内在利益追求及动力,往往做出有利于地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在落实农村社区建设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较强的自利性特征,往往在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实践中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寻求地方利益。在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的实践改革中,地方政府往往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条件下理解吸收国家政策,着眼大局、统筹规划,出于自身战略定位,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和地方利益的考虑,根据地方总体城市定位、产业发展、地方财力、面临的现实问题等情况进行“理性”考量,从而创造性地将上级政策的执行与地方各种治理任务的实施捆绑在一起推进,以尽可能地通过社区治理改革任务的落实解决其他地方治理问题。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往往更注重将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作为解决基层社会各类问题的工具与手段,从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改革中寻找解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突破口。基于我国农村地域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平衡性,国家也充分默许地方政府在推进各项工作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以赋予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及施展空间来调动其积极性。

然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在实践中,并不是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就能够很好地完成上级政府的任务,一旦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地方政府的营利动机将被彻底激发出来。农村社区建设中部分地区的“农民被上楼”、 “土地连片整治”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地方政府的营利动机。现实中,农村社区建设被作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及其他利益动机的工具与手段。有些地方政府还积极引导资本力量介入,置老百姓的利益于不顾,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轻社会建设,轻农村发展,重经济效益。地方政府行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使实践中的农村社区建设及治理改革的路子千差万别,这也正是其差异性行为动机的本质体现。然而,一旦脱离实际,社区建设及其治理改革不仅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切身利益,还容易劳财伤民,削弱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影响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宋亚平、项继权:《湖北新型城镇化与治理转型研究》,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版, 第2页

[2]《温州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调查及对策分析》, http://www.3861.org.cn/llwz/943.jhtml, 2014-10-24。

[3]《温州市外来人口聚集区基本情况》, http://www.wzstats.gov.cn/2010rkpc/infoshow.asp?id=4458, 2014-10-24

[4]《莒县信访局:配把“金钥匙”巧开信访“铁疙瘩”》, http://rizhao.iqilu.com/rzyaowen/2014/0528/2005937.shtml, 2014-10-20

[5]《莒县实行“两建、两选、两化”积极探索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

[6]张鸣:《我国基层民主决策中的问题和对策——以温州市鹿城区为例》, 《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23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523页

[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北京:三联书店, 1989年版, 第266-267页

[9]《山东五莲县整合三大资源推进新农村建设》, http://xf.people.com.cn/GB/42472/4287045.html, 2014-10-20

[10]参见李增元:《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11]林聚任:《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 《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

[12]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 《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

[13]李增元、葛云霞:《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中州学刊》2015年第2期

[14]马斌:《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以浙江省、市、县政府间关系为研究案例》《浙江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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