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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模式: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的新视角
2018-06-12 17:48:52 来源:《民俗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李向振 【 】 浏览:68次 评论:0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关系发生极大变化。传统城乡二元对立分析框架遇到了现实生活的挑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为此做出不少反思。在社会转型中,作为关注民众日常生活文化的民俗学也正遭受现实冲击,传统研究路径的困境日益凸显。为此,不少学者提出研究路径的“日常生活”转向。随着信息技术、现代化以及市场化更广泛地渗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无论从生活方式、社会观念还是信息获得和知识积累层面,城乡间的隔阂正变得模糊,但无论如何,就深层文化结构和民众的生活实感来看,城市和乡村仍是差异显著的生存空间。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少村落的主要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村民文化观念、村落认同等也因之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变动中的生活文化及其意义,如何重新认识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文化,如何理解城乡间深层文化结构的差异,如何重新界定民众的地域认同及文化建构,成为当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之后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在面对以上学术议题时,不少民俗学者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本土化”学术概念,如西村真志叶对京西农村地区的“拉家”的研究,桂胜等对“表现民俗”的理解、李生柱对冀南广宗“打酷”仪式中“表功”的研究等。刘铁梁结合几十年的田野经验与研究实践,提出将“劳作模式”作为关注村落生活变迀、村落地域认同以及村落文化深层结构的工具性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民俗学理论困境的反思与检讨,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立足本土社会事实、提出相应概念的民俗学“本土化”探索。本文认为,虽然“劳作模式”在提出后的几年里,包括刘铁梁教授本人在内,已有数篇文章对其内涵及学术意义进行扩展和挖掘,但其在阐释村落生活及地域认同方面的适用范围及延展性方面,仍需结合相关田野资料予以廓清。

一、作为概念的劳作模式及其内涵

“劳作模式”是刘铁梁在广泛的田野作业基础上,在分析社会转型期村落生活与市场关系时,总结提炼出的一个探索性学术概念。这个概念最早被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蔡磊在论文中加以引用和阐释。蔡磊从北京房山区沿村的编筐手艺入手,探讨了以农耕为主的村落社会中副业劳作模式对村落认同与村落共同体的影响:

副业劳作模式的日常性和实践性使其在构成村落社会“实在感”上具有独特优势,其它的建构机制更多地以集体组织、集体活动的形式来建构村落社会的整体性,而劳作模式却与村落成员中个体的实践、感受和认知密切相连,使村落成员在日常劳作实践中感受到村落社会的存在。

应该来说,蔡磊对“劳作模式”给予的学理探讨,拓展了其在分析村落生活时的内涵和外延,并在具体学术实践中,展示了此概念的解释力和生命力。笔者曾以冀东南长林村生铁铸造为例,探讨了“劳作模式”变革与村落生活变迀之间的内在关系。刘铁梁认为除信仰、庙会、节日、民间艺术等传统意义上的民俗事象值得民俗学关注之外,村落经济生活也应该引起重视。据此,他认为将村落“劳作模式”的历史性变化作为分析视角,来解释村落社会建构的经济动力和理解村落文化的亲和力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劳作模式”不仅是指获得某种物质利益的生产类型,而且是指向身体体验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方式。运用这个概念,有助于全面考察村民在特定的生产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身体体验和丰富的感性知识。提出村落“劳作模式”,是为了将村落的物质生产活动、对外交易活动与其他民俗活动统一于村落认同的身体实践来加以理解。

从社会科学理论结构和理论体系来看,以上关于“劳作模式”的界定对于改进该词汇概念化有莫大助益,但仍未将其彻底概念化。换言之,概念化的劳作模式,不仅是一种社会事实,其更是一种能够用以解释其他社会事实的抽象表达。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指出的,“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概念,亦即变量,必须被充分明确地加以定义才使研究能够进行。”在理论生成过程中,如果不能将劳作模式从社会事实本身升华到抽象思维表达,就会陷入到“事实八解释事实B,事实B解释事实C……事实N返回事实八”的循环解释中,并不能真正实现对某种社会事实的理解。因此,我们在对“劳作模式”进行解析时,需要从两个层面同时展开:

其一是作为社会事实的劳作模式,结合笔者田野资料及前述研究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在内的观念、行为和各种关系的感受与地方性知识,这其中既包含了村民的身体体验,也包含了其对过去生活的个体记忆和叙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作模式是内化了的身体记忆,凝聚着村民基于生活诉求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和生存性智慧。

其二是作为理论体系中学术概念的劳作模式,即劳作模式可以用来表示民众基于共同劳作方式和体验形成相同或相似生活实感,同时以此作为地域认同和地方文化建构资源的社会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在关注村落生活时,劳作模式既是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又是研究的路径,亦即研究者可以通过劳作模式去理解和解读村民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意义。刘铁梁认为,“农民在叙述个人生活史的时候,往往对自己日常劳作的经历保持着最为清晰的记忆,这种记忆与其他记忆一起构成了他们个人成长的鲜活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作模式强调“当地人”的生活史和个体记忆,是对民俗学研究视角的一种尝试性扩展。

另外,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急剧变迀的社会生活,不同学科都在尝试以各自独特视角来解读日常生活的意义。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转向日常生活研究,即是对社会转型的回应与探索。在此过程中,民俗学者也开始由传统的民俗事象解读转向“朝向当下”的生活意义阐释。笔者认为,民俗学关注当下生活,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传统”的研究藩篱中挣脱出来,开始关注正在生成的民俗生活,而这又离不开对于传统生活的追索,这样面向当下的民俗学,就必须具有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的过程性视角;二是从具体民俗事象的解读到整体生活的研究,需要以区域民俗生活的比较研究为基点,从而抽象出更具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在此学术背景下,刘铁梁提出的劳作模式即具有了方法论和新视角的意义。作为一种模式化的生活状态,劳作模式本身既具有当下性特征又具有过程性内涵,它强调从一种历史状态到新历史状态的生成过程;同时,劳作模式也具有区域性内涵,它强调地域性特征,而又没有明确地域界限,这为从更广泛区域内抽象较为普遍的规律性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以此而论,劳作模式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民俗学“当下”转向路径的一种积极尝试。

二、劳作模式中蕴含的基本特质

如前所述,作为社会事实的劳作模式是某地域民众在长期、共同的生产方式及劳作体验下形成的带有模式意义的身体经验凝结。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劳作模式本身至少蕴含着三个基本特质:

其一,劳作模式具有明显的身体性特征。身体属于个体经验范畴,而且“身体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架构”。劳作模式正是个体生产生活经验在身体上的投射,同时生产了身体的象征意义,即身体成为某种历史记忆的载体,如康纳顿所言,“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笔者在冀东南王长林村进行田野时,从事生铁铸造的村民,在讲述个人生活故事时,经常展示他们因某些工种而饱受创伤的身体。对他们来说,残缺的手指、弯曲的躯体等都是一种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是一种用身体来进行记忆的方式。很多时候,一个故事就是从受到创伤的身体开始讲起,村民对于生命的体验和从生活中习得的经验,都在讲述中呈现出来。这经常让笔者感觉到,这些最普通人们的生命历程竟是如此绚丽,他们身体中铭刻着整个村落的历史,并以此辈辈传承。用村民的话来说,“各有各的苦,生铁铸造辛苦,挣得也多;种地保险,挣得也少。”

在村落生计由耕地转变为生铁铸造的过程中,王长林村村民更广泛地参与了地方市场体系,他们的行动范围突破了村落界域,甚至与周边大城市实现了更深刻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身体被暴露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之中,他们的个体生活融进了以生铁生产和交易为核心的市场体系,在这里,他们形成了新的身体体验和个体记忆。另一方面,生计方式的转变也相应地生产了—套关乎生铁铸造、交易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仍以身体为载体,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传递给下一代,正如该村村民常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由于整个村子都在从事生铁铸造,后辈子孙即使没有专门学习其中的门道,“熏也熏出来了”。在对许多村民进行访谈之后,笔者发现村落集体记忆可能本来就是村民个体经验的建构,而建构过程也正是长期选择某种生计方式所带来的村落劳作模式的生成过程。其二,劳作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劳作模式是在长时间共同的或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这不可避免地使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区域社会进行比较分析时,“劳作模式”本身具有层次性。换句话说,在以村子为比较对象时,劳作模式的解释力总是倾向于具有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的村落,比如蔡磊在博士论文中提到的房山沿村一带广泛流传着的说法,“七贤篮子,沿村的筐,太和庄的小车一大帮”。这实际上表明了村民对于日常生活中可触及到的村庄边界的认知和体验。在村民看来,七贤村最有特色的是编织篮子,而沿村则是编筐,太和庄村推小车做买卖的较多,这些都构成了每个村子的“标志性文化”。可以看出,村民选择相同或相似的生计方式,往往会对整个村落结构和共同体形成一定影响。依照共同的生计方式给村落贴上各种“标签”正是村民对于村落认同和边界意识的一种隐喻表达。蔡磊认为,“村民在生计方式选择上的趋同性促使了村落共有生计传统的形成,这种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为村民行为选择的一种惯习,这种惯习既是村民个人的也是村落整体的。”如果将比较研究对象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比如对文化和耕种制度上的南方与北方进行分析,那么具体到个案研究时,可能需要扩及麦作劳作模式与稻作劳作模式之间的比较;同样,如果分析对象扩展到文明层面,则可能需要扩及农耕劳作模式与游牧劳作模式或商业劳作模式之间的比较。不过,超越村落研究,比较的区域越广泛,可能需要借助的学术概念会越多,同时也会超越民俗学学科研究范畴,而可以预见的是劳作模式解释力也会降低或减弱,从这个方面说,劳作模式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三,劳作模式具有时间性和实践性特征。作为社会事实的劳作模式既具有结构性特征,同时因其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往往又呈现为未成性和过程性状态,即劳作模式在生活之流中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其根本状态仍然是不断地生成和变动。村民个体生计方式的选择,常常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有时起关键作用的甚至是偶然因素,但整个村落趋同的生计方式的选择,更多却是村民基于惯习和村庄传统而做出的理性判断。对此,刘铁梁指出,“一个村落里每户人家的谋生方式,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整体上却往往形成共同的选择,原因在于村民所拥有的资源、技艺和在市场网络中的位置,都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劳作模式的时间性特征还表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总是受具体生产方式和活动影响,而呈现出非连续性特征,因此,随着村落传统生产方式发生变迀带来劳作模式的变化,村民的时间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关注村民生活中的时间感,亦是现代民俗学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不可或缺的维度。正如王加华所说,“对社会生活而言,时间并非是完全抽象而无法感知的,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且具有多样性、节律性及非连续性等特性,并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性特点。”

笔者在王长林村做田野调查时,有村民这样描述生铁铸造生计方式的普遍选择,“干铁厂,这个事儿它着(音zhao)。”“着”在当地方言中有“传染”的意思,也就是说,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铁厂而放弃了农耕,是被“着”上的。当笔者问起相距不足3里的邻村为什么没有开办铁厂时,村民解释说是因为“着不过去”。对于为什么“着不过去”村民认为,“他们村没有这样的‘传授’。”根据笔者在田野中所形成的对于该村村落生活的感受和理解,“传授”即意味着一种传统和惯习。事实上,王长林村在开办铁厂之前,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许多村民就已经开始从事各种小生意,如开办豆腐坊、铁匠铺、木器厂等并达到了相当规模,以此为基础,该村已经形成了搞副业的“传授”,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村办生铁铸造厂承包到个体户时,村民能够迅速做出回应,并很快在全村范围内弥散开来,最终形成了“远近闻名的铁厂村”。

共同的劳作模式对于维系村落感情和村落认同有积极作用,对此,刘铁梁指出,“尽管在资源竞争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村落认同感的维护会受到一定的挑战,但是,村落认同感也进一步成为村民在与市场上其他对手竞争过程中的情感力量。”笔者在王长林村调查时发现,即使是村民自我调侃,都透露出其对村落的认同感,比如任某绪就曾说过,“都说‘长林村的女子出嫁倒贴’,怎么讲,就是说咱这个村是铸铁的嘛。咱们铸铁出名。”

除此而外,相对于农耕生产而言,家户经营的生铁铸造业也极大地改变了村民的时间观念,传统的以农事活动为主要轴心的时间安排,被工厂中的机械时间所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冬两闲”等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都可以通过劳作模式入手,进行深入分析。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劳作模式本身具有的身体性、地域性、实践性和时间性等基本特征,为其关注村落文化建构及地域认同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也使得田野个案研究将其作为理解日常生活的切入点拥有了事实合法性和理论可行性。

三、劳作模式与日常生活意义的解析

就民俗学学科理论体系而言,劳作模式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变量,其对某种社会事实具有含括性,是对某种社会事实的抽象性、概括性表达,因此可以通过劳作模式去分析和解读其他社会事实,而这得利于作为学术概念的劳作模式具有的结构性特征。

从表层结构上看,村落劳作模式的形成与村民生计方式和生计策略的选择有莫大关系,或者说,正是在共同的特定生计方式中,逐渐形成了能够“统领”村落生活各方面的劳作模式。某种程度上,生计方式可以看作是劳作模式的外在表现形式,只不过生计方式更多强调一种事实状态,而从深层结构上说,劳作模式是嵌入在日常生活中的关乎生计的知识和身体体验。它对村落生活的具体样态具有很大的规定性和规范性作用,也即,村落生活之所以呈现出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村落劳作模式的形塑所致。虽然劳作模式经常表现为特定语境中的历史生成过程,但其一旦相对定型,就会深深地影响村落社会结构与生活样态的建构。因此,研究者在田野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掘村民关于生计活动的记忆和个体叙事,以及对当前生活的感受,并据此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整合,以深入探究劳作模式与村落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大城市扩张,城边村被逐渐纳入到城市版图,土地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变,从耕地逐渐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在此过程中,城边村村民充分发挥生存性智慧,重新调整了生计策略和生计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劳作模式。接下来本文以京北姚村为例,简要分析新的劳作模式的生成过程及其与村落生活变迀之间的内在联系。

姚村是北京昌平区一个典型的城边村,距离昌平县城不到1公里。该村北边和东边都是山区,但由于其坐落在山麓平原地带,村子里原有耕地并不少,根据村干部介绍,在集体农业时期大概有—千多亩可耕土地。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村中土地逐渐被挪作他用,到现在剩余土地已经不足500亩。虽然土地被不断征用,但因地缘之便,自1980年代以来,村中许多年轻人都到北京市或昌平县城去工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村落生活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化。2007年前后,事情发生了突变。由于该村近邻十三陵水库,而北京“奥委会”决定2008年“奥运会”将该水库作为“铁人三项”比赛场所,为了方便运动员和观众前来,北京市政府和昌平区共同建设了数条公交线路,其中有一辆公交车能够直达北京市区德胜门附近。由于该公交车有一段要走京承高速公路,因此长达35公里的线路,用时仅为一个多小时。另外,还开通了数条通往昌平县城的公交线路。这些举措极大地便利了该村与北京市、昌平县城的沟通。交通的便利,使得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奥运会”之后,涌入到该村租房居住。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房屋租赁市场,许多姚村村民或翻盖平房或改建楼房,无一不充分利用院落,将房屋面积尽量扩大。楼房修建完成之后,以隔断将之隔成若干间,形成“鸽子房”进行出租。经过几年发展,村子里的楼房越盖越高,租房子的外来务工人员也越来越多。现在姚村几乎已经完全被密集的小高楼覆盖。有村民曾戏称“我们这就是‘种房’原来是‘种地’现在地没了,我们就只能‘种房’”。从“种地”到“种房”,村民生计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许多村民开始以房租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人们甚至不再外出工作,包括一些待业在家的年轻人。有些年纪稍长的村民,利用出租房屋获得的收入购买了轿车,在村子里的空地上“趴活儿”。不过,据笔者了解,村民们在这里“趴活儿”并不总是为了“挣钱”笔者曾经多次看到好几个“趴活儿”的车主整日都聚在树下打牌以消磨时间。姚村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新的村落劳作模式的形成,而劳作模式变革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日常观念和行动。

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劳作模式变革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村落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公共精神的式微。村民告诉笔者,几十年前村子里还在种地时,村民的“公心”还比较重,人与人之间无偿帮助也比较多,“现在可好,村子里有什么事儿,都得花钱才能办成,有的花钱还办不成,人与人之间没有公心了,都是各顾各儿的。”现在村民为了追逐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广建楼房,在有限的空间里,楼房越盖越高,其采光也变得越来越差,几乎所有楼房底层都被前排挡住了阳光。在“挤占”公共空间方面,村民之间时常发生口角,甚至邻里之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更有甚者,有些临街的村民,将楼房从二层起开始往外扩建,最终将村中本来就不宽敞的小路完全遮蔽起来,形成了人造“隧道”或者线天”的景观。密集的楼房建设也给整个村子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正如村干部张某立所说的,“现在谁也没办法,一切都向前(钱)看了,谁还管别人?”虽然不能将村民公共精神式微的影响因素做简单化处理,但生计方式转变带来的深层次劳作模式的变革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村落劳作模式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村民的社会交往行为。依靠出租房屋获得收入,更多依赖的是生活空间,逐渐消解了现代工业带来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由于不用到工厂或单位工作,也不用到田里耕作,出租房屋的村民从时间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于是他们通过打牌或聊天或其他活动消磨时间,而这些活动除了极少数是在公共场合举行之外,大多数是在邻里之间或者朋友之间完成的。在田野中,有村民告诉笔者,“你要找谁谁,就去谁谁家找,一准儿跟那儿打麻将昵。”在这种情况下,空闲时间的增多在某种程度上密切了邻里和朋友之间的社交联系,巩固了维系村落社会的各种人情、面子及社会关系,从而有利于村落结构的稳定和村落共同体的延续。

村落劳作模式的变化还影响到了村落的政治运作,主要表现在村民、村干部与基层政府之间。村民生计方式变得多样,能够获得生存所需的社会资源的途径越来越多,他们对于村落及村落组织的依赖越来越小;同时,村干部在处理村落事务时,很少能够得到基层政府的直接支持,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从基层政府来看,由于整个国家组织结构基本都是按照科层制管理,实行层层指标化的治理方式,作为行政权力终端的基层政府在面对本地村民大规模“违建”和外来人口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时,也充满了各种挑战。

四、结语

如前所述,刘铁梁提出的村落“劳作模式”概念在解读社会转型时期,村落生活与生计方式及其和地方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方面呈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对此概念做进一步的哲学意义上的阐发和扩展,或许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学者的共识,从而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视角。

一方面,在城市化、市场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正在消失,而大城市周围的城边村更是首当其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城边村村民生计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生计方式改变又促成了新的身体体验个体记忆的形成。从深层次上看,劳作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劳作模式的改变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村落生活和村落社会结构的样态。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劳作模式与作为学术概念的劳作模式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在解释社会转型时期处于城乡变动中的村落认同与生活意义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认为,“劳作模式”这个概念,或许能够成为我们分析社会转型时期村落社会生活变迀的一个可行的理论视角。

另一方面,从民俗学学科出发,劳作模式概念的提出,也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某种尝试。从村落生活研究来看,经过近二十年发展,研究触角几乎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乡民艺术到民间信仰,从庙会、花会、集市到宗族组织,另外还有近些年来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村落社会结构和关系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既有研究或多或少地都推进了相关理论的进路,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问题,而这也构成了现代民俗学“本土化”难以进一步推进的障碍性因素。具体来说,“本土化”应立足于本土社会语境和民俗事象,并以此为基础,抽象或提炼出本土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民俗学“本土化”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知识的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研究者走进民众日常生活现场,在田野中“感受”和体验当地人生活状态,并对其做出同情式理解。需要说明的是,从本土社会事实出发提炼学术概念,并不是要求学者完全摒弃西方理论体系,而是要在借鉴这些理论时,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自觉,即要认识到源自西方社会经验的理论并不总是能适切地解读本土社会事实,这也是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观念依据及必要性之所在。当然,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概念的构建仅是第一步,还需要研究者在深入解读田野资料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术想象力,对概念的内涵进行哲学意义的思考,并从中逐步构建出一套具有一定适用范围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刘铁梁教授提出的“劳作模式”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上的探索和尝试。

当然,作为一个探索性概念,“劳作模式”在解读村落生活方面,也许还存在阐释深度和力度不足的问题,而这需要本土民俗学者在学术实践中,结合田野作业对其给予反思,或对其内涵作进一步拓展。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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