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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秩序的起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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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秩序的起源

    福山,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师从亨廷顿。代表作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页》、《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等。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苏联解体、伊拉克战争、第三波民主潮的出现,现实生活中的政府体制存在崩溃或不稳定的风险,因此福山致力于研究国家和民族构建,2012年福山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考量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败的过程。

       在书中福山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按照福山的观点,现代政治制度应该包括三部分:国家建设、法和负责任政府。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国家建设

    历史上,韦伯提出了现代国家的三个标准:按专门的技术和技能合理地分工、使用非人格化的用人制度、对公民行使非人格化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福山把国家等同于官僚体系。福山通过对印度孔雀王朝和中国秦朝的对比,旨在说明在强大的社会形成之前就应该建立国家,如果没能在强大的社会发展起来之前建立国家,那么建立一个强大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中国由于发展出了强大的国家,社会处于孱弱地位。印度的强大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因此阻碍了强大国家的建立。与中国的秦朝相比,印度的孔雀王朝从建立之初就没有确立中央集权也没有诞生一个为集权服务的政治思想,更没有在全国推行统一的行政制度,地方政府仍然是家族制的,统治非常松驰。衡量国家现代化的标准:秩序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也未能在古印度实现。在印度,村庄有自己的统治机构,不需要国家介入,瓦尔纳和迦提创造的社会分类成为社会基石,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渗透和控制。直到20世纪晚期,印度历史仍然充斥着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

    战争是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形成后,亲戚化和非人格化的管理制度之间的斗争在很多社会中长期存在。福山认为军事竞争和社会动员是国家建设的动力。军事竞争推动国家建设的观点源自查尔斯·蒂利。国家出现的初衷是为了结束无休止的战争,福山引用了古代中国春秋战国征战以及奥尔斯曼帝国以及工业革命以后普鲁士德国的例子作了论证。在战争的压力下,国家必须效仿邻国的政治制度以求强大。未曾面临战争的压力,也是印度历史上从未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的原因。社会动员的作用在脱离了马尔萨斯世界的现代社会更为明显,随着经济发展,新兴阶级的诞生要求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国家建设随之进步。

    政治秩序不仅意味着对政府滥用权力的制约,更意味着政府需要更有效的恪尽职守。福山所提出的国家,是一个可以提供公共物品、有效地提供监管外部性能、有能力从事再分配的有效国家。即有效国家要求国家力量强而政府职能范围小,政府质量高。

    二、法治
        在法律发展史中,宗教和政治权力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法律起源于宗教和部落、社区的习俗。尽管宗教是法律的重要来源,但是宗教对法律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如果宗教权威强大而不受政治权威约束,国家更能产生公正的法律。另一方面,如果宗教权威受制于政治权威,那么它产生的法律更可能是统治工具。此外,宗教作为法律的起源,留给法律的遗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提供了法律的实质内容,另一方面,宗教专家也留下了解释法律的等级制度。

    法治是构建政治秩序必不可少的组件,用以限制国家权力。福山非常看重法治对产权和财产的保护功能。法治国被证明是很好的经济发展平台,因为它对私有产权和合同执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福山认为法律是指凝聚社会的有关正义的一组抽象规则。立法是指国家使用其政治权力制定法律。关于法治的本质,福山沿用哈耶克的观点:“代表整个共同体愿望的既存法律,高于当前政府的意志,它限制着政府的立法范围。”即只有存在高于现存任何立法的法律,才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有法治存在。法治是一套行为准则,反应社会共识,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便最高统治者也不例外。最深刻意义上的法治意味着:社会产生共识,其法律是公正和既存的,能够约束其统治者的行为。

    三、负责制政府
       民主问责制是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基础。福山的民问负责制,是指现代民主国家依靠特定的程序来保证政府得以对民众需求做出有效回应。问责制政府有两层含义,一是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二是政府向广大公众负责的原则以及在野派的存在具有合法性。问责制政府首先在欧洲出现,前身是偶然存活下来的中世纪庄园会议。20世纪末,英国出现了问责制政府,但是英国最初的问责制不是对全体公民负责的,而是对法律和精英议会负责。福山认为英国是问责制建立的范本。英国满足问责制政府的建立需要的两个条件:强大的中央国家和强大且凝聚的社会。一方面正是由于强大而凝聚的社会,英国社会团结的政治性大于社会性;另一方面,问责制政府的建立不仅要看社会的动员能力,以向中央集权施压,更要看是否具有强大的中央国家,以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英国最终成功的发展出对议会负责的君主立宪制。

        古代雅典的城邦民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雏形。在黑格尔看来,要求平等尊重承认的原则源于人类理性的内在逻辑,现代民主政治是基督教要求平等尊严的世俗化版本。继承黑格尔的观点,福山认为承认的欲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是推动民主出现的动力。承认的欲望促使人们摆脱被压迫的身份、追求平等。

        中产阶级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石。中产阶级对民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其一,民主化转型初期,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往往抱有比现实更高的希望,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福山指出,尽管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支持民主,但是中产阶级往往是民主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民主就不会出现。其二,民主制度化之后,伴随财富增长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日益成为民主社会的稳定力量。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最大群体,民主也更加稳定。

        政党是现代民主重要的实现形式。专制政府的倒台和民主选举仅仅是民主化的开端而非民主制度化的胜利号角。民主制度化是一个漫长迂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依靠中产阶级的力量远远不够,还需要形形色色的跨阶级联盟。政党是城市中产阶级与其他群体联盟的重要载体。

        尽管《政治秩序的起源》全书的整体基调相当乐观,不过福山还是承认,当他展望全球政治发展的前景时,有两个至为关键的问题迄今尚无答案。第一个与中国有关。国家、法治与负责制政府,中国三大制度要素目前只有国家这一项,如此情形下政治秩序能否长期维持它的稳定?第二个与自由民主制的未来有关。国家的软弱表现、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问题,还有健康、社会保障、能源等等,这些困扰会不会导致自由民主制下的国家也会存在政治衰败的危险?福山在本书中未作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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