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成果的考察和研究、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思想的考察和研究、对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的探索和论辩等三个方面对《社会学研究》创刊以来所刊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回顾表明，《社会学研究》杂志对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重要阵地。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理论；理论社会学

    今年是《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3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对《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以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发表的文献做一次梳理、分析和评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方便起见，本文将“社会学理论”界定为以一种抽象概括的方式对宏观、微观等不同时空层次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概念与陈述框架。据此，笔者对《社会学研究》1986一2015年间所发表的学术性文献(含学术论文和学术述评)进行了检索，得到大体属于“社会学理论”范围的文献400余篇，约占三十年来该刊所发学术文献的17%左右。本文拟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考察和研究、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思想的考察和研究、围绕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的探索和论辩等几个方面来对这些文献加以简要回顾。〕

一、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考察和研究    

    《社会学研究》创刊之际，正值社会学在我国恢复重建不久。近30年的中断，使得参与学科重建的中国社会学者不仅对于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成果缺乏了解，而且对于本国社会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所取得的成就也生疏已久。对中外已有社会学理论重新加以考察和研究，以便通过借鉴前人成果来加快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社会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我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考察和研究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作为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最早创办的一份社会学专业期刊，由当时复旦大学分校创办的《社会》杂志在这方面曾经担起了先锋的作用。但由于《社会》杂志办刊方向上的变化，1986年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创办的《社会学研究》杂志便逐渐取代《社会》杂志，成为国内学者发表讨论和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成果的主要专业学刊。自1986年以来，该刊先后发表了100余篇考察和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文章，约占全部理论性文章的1/4。其内容涵盖了马克思、孔德、涂尔干、韦伯、齐美尔、帕累托、帕森斯、默顿、达伦多夫、科塞、布劳、科尔曼、米德、布鲁默、曼海姆、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哈贝马斯、德塞图、杜蒙、马歇尔、波兰尼、亚历山大、卢曼、瑞泽尔、蒂利、吉登斯、布迪厄、贝克、鲍曼、布洛维、拉图尔等西方社会学领域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以及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生物学、理性选择学派、结构化理论、实践理论、风险社会理论、世界社会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全球化理论、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社会理论等各种理论流派，充分体现了《社会学研究》杂志的编作者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广阔视野和包容心态。这些文章所涉及的主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某一西方社会学家或流派的理论进行述评(江山河，1988;李小方，1988;李文，1988;黄爱华，1989;胡荣，1989;梁向阳，1989;张海洋，2000;张网成，1990;张小iLl ,1991;陈振明，1990;李钧鹏，2014;张世平，1995;郑震，2009,2010,2011,2014;关锋，2013 )。    

    第二，对某一西方社会学家或流派的理论或现实意涵重新加以阐释和辨析(侯钧生，1995;渠敬东，1999,2014;吕东伟，2000;汪和建，2002;夏光，2005;冯钢，2001;田耕，2005;成伯清，2008;肖瑛，2004;刘拥华，2008,2010;李猛，2010;苏国勋，2011;陈涛，2013;郑作或，2015 ;何健，2015;孙飞宇，2012)。另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容和思路(其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有无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辨析，也是社会学重建初期中国社会学者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社会学研究》先后发表了张向东(1986 )、常向群(1989)等人的几篇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讨论。

    第三，对西方社会学代表人物或流派之间的关系进行深人分析。如王育民(1991)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了两位大师在社会研究方法论、社会分层理论方面的相同点和相异之处。李金(1993)则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两大经典分层理论各有特定的意义背景，因而与其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对立的，不如将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的分层研究范式更为恰当。如果不能辨明它们各自的含义，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理论方面的失误，如将这两大经典分层理论盲口加以结合，在马克思的意义背景中采用多元的分层标准或在韦伯的意义背景中使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等。冯钢(1992)也对马克思与韦伯关于东方社会落后原因的理论进行了比较，指出两人对东方社会落后原因的探讨不仅近似，而且从韦伯的理论中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影响的印记。汪和建(1992)则对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分析模型”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两种模型之间存在互补性，可以结合起来使用。王小章(2004)就“现代性自我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对齐美尔与韦伯的观点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以及各自的局限。熊春文(2004)通过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考察，讨论了曼海姆与韦伯之间的思想关联。刘迁(1993)则对布劳的交换理论和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之间虽有差别，但也存在包容、衔接和重叠之处，因而可以结合成为一个包含有交换和冲突在内的社会互动理论，以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人们社会行动的全貌。刘拥华(2011)则对波兰尼与诺斯就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争辩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试图通过阐释两人的理解来重新发现现代社会的蕴涵。    

    第四，对某一西方社会学理论展开批判性检验或质疑。李培林(2001)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及面对的挑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口前还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理论方法中最好也最具有操作性的一种。刘少杰(2003)则指出理性选择研究进人社会学领域之后，由于有大量非经济甚至非理性的因素进人了研究领域，但其研究方法却仍然沿袭传统经济学的经济理性研究方法，结果导致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的严重错位。刘的另一篇论文则从整体上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承诺(从经验事实出发对社会开展整体性研究)与其理论原则(用客观的方法把社会学建成科学)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其发生的原因，并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维持经验性和整体性两个理论承诺的前提下转变理论原则(刘少杰，2002)。王水雄通过对韦伯文本逻辑的细致分析，试图表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亲和性”的命题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指出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缺乏一个精致的分析性理论，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含糊甚至错误之处(王水雄，2001,2015)。彭新武(2002)对社会生物学的基本主张进行了概括并加以质疑。谢立中(2003)则对涂尔干提出用来解决现代社会之危机的那套理论方案的历史效果进行了考察，指出它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也具有较大的副作用。吕鹏(2012)则对塞勒尼等人的“新古典社会学”进行了批判性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其进行补充修正的理论方案。吴建平(2012)则对法团主义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考察，得出了法团主义并不适合用来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理论概括或预测的结论。    

    第五，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或演变趋势的梳理和探讨。周怡(2000)对西方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结构”概念的认知及其走向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指出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发展显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趋势，以及从客观(结构决定)向主观(主体决定)的过渡;而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结构则完成了从形构到解构的历程。刘少杰(1999)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经历的语言学转向进行了分析，指出后工业社会是社会学语言学转向的现实基础，这一转向也促进了社会学研究从本体论向生存论、认识论向理解论、绝对论向相对论，以及科学世界、生产世界向生活世界的理论变革。成伯清(2002)则对社会学的“修辞学转向”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指出了它的积极意义和可能的负面效应。侯钧生(1999)提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是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两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理论流派相互对立、渗透和融合的历史过程，并认为从孔德迄今为止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取向的社会理论分别出现了两次高峰和两次明显的理论综合。张旅平、赵立玮(2012)以“自由与秩序”为轴线对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演进进行了分析。吴小英(1999)则对西方社会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的“社会学危机”说进行了辨析，认为社会学的危机是伴随科学主义的衰落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了正统社会学范式的危机，并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社会学领域一直处于各种理论争奇斗艳缺乏统一的局面，如何实现理论统一也一直是社会学家挥之不去的梦想。周晓虹(2002)和盛少波(1991 )的两篇佳文即表达了这一梦想，两人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探讨了实现这种理论整合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研究主题之外，近年来，还有部分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对西方社会学诞生之前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孟德斯鸿、卢梭、斯密、托克维尔等人著述或理论的社会学意涵进行了探讨(崇明，2008;杨璐,2015;康子兴，2015;张国旺，2014)，显示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在观察视野和研究思路方面的一些新拓展，即试图将西方社会学置于一种更为宽广和久远的话语脉络中来加以理解，以把握西方社会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源和流。〕

二、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思想的考察和研究    

    对早期(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学家及其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也是《社会学研究》杂志自创刊以来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粗略统计，自创刊以来，该刊在这方面先后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文章，其主题也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早期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考辨。这方面的成果又包括两类。一类侧重于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形成和发展史上的某些史实或阶段进行考辨(丁乙，1988;陈树德，1988;刘祥、周慧，2013 ;李培林，2000;杨雅彬，1988)。这些文章围绕“群学”一词的含义、“群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学传人中国的时间、中国“社会学”概念的起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又富有启发的讨论。另一类则集中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整体上进行梳理和分析，如韩明漠、陈树德发表的多篇论文(韩明漠，1991 , 1992 , 1994;陈树德，1989,1991,1993)。在这些论文中，韩、陈两人围绕中国社会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时间起点、阶段划分及其标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虽然主要发生在韩、陈两人之间，但由于其争论的热烈、时间的持久和问题的深人而成为社会学界当时最引人注口的学术争论之一。    

    第二，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思想的述评。这方面的文章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侧重于对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介绍和述评(陈定阂,1989;季甄馥,1992;林闽钢、李保军，1999;王延中，2003;李友梅，2010;吴飞，2005;邱泽奇，1987;蒋功成，2007;杨念群，2008;周晓虹，2012;侯俊丹，2014)。二是对早期某些社会学家某方面重要思想的专门探讨。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费孝通著作中提出的某些核心概念或思想的专门探讨(卜长莉，2003;阎云翔，2006;沈毅，2008;梁永佳，2008)0其中前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进行了补充和延伸，加深了我们对这一中国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理解。    

    和西方社会学理论领域的研究类似，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学思想的研究也没有局限在对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从西方引进到中国之后的时间范围内，而是也延伸到了更为广阔和久远的时空范围，即对社会学引人之前中国本土社会思想的研究。在这方面，《社会学研究》也先后发表了不少佳作(张琢，1995;王领、唐军，1991;王处辉，1999 ) o    

    第三，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思想传统的意义重新加以认识。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为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四人的座谈记录《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一文。在这篇文献中，四位作者明确阐述了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思想传统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作者们指出:对于分析我们自身社会生活的特质以及对整个现代社会进行反思而言，单纯通过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模仿和移植或单纯通过缺乏理论引导的本土调查都是不够的，必须对处于现代处境中的中国人的人心安排和社会建制做出深人的考察。在这方面，早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能够为我们提供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篇文献中，四位作者分别以严复、孙本文、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等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为例，探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所可能具有的启示，进而呼吁要“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应星等,2006)0

三、围绕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的探索和论辩(I)    

    围绕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探索和讨论，也是《社会学研究》展示给我们的一道重要景观。在3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们以《社会学研究》为平台，围绕着自己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少问题进行了讨论甚至争论。以下仅对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讨论做一简要回顾。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是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家们所遭遇的第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创刊之初就首先加以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社会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两篇论文就是以此为主题的。其中，郑杭生(1986)系统阐述了自己后来很著名的观点，即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陈烽(1986)则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整体发展规律的科学”。之后，该刊又先后发表了彭立荣、崔树义、奚从清、杨心恒、刘豪兴等人的文章，对这一主题继续探讨。彭立荣(1986)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应该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整体状况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崔树义(1988)对包括郑杭生和陈烽两人观点在内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社会现象之间的动态关系”。奚从清(1991)则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机制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杨心恒、刘豪兴(1993)也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看法表示赞同。针对一些学者的批评，郑杭生(1991 )在《社会学研究》上刊文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1995年，谭明方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上刊文，将到当时为止对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社会整体说”、“社会关系说”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说”三种，并对三种观点各自的合理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但认为它们的递次出现表明了我国社会学者在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方面的讨论逐渐深人(谭明方，1995)。谭文似乎带有总结性质，此后若干年，《社会学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暂告一段落。直至2004年，该刊又发表了孙津的一篇文章，再次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孙文提出“社会学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理论”的变化所致，另一方面是社会本身的变化所致;而这两者交互作用所反映的则是作为社会学研究得以进行之基本背景和制约因素的知识境况的变化。若不意识到这一点，社会学就可能会丧失自己的研究对象(孙津，2004)。应该说，孙文将对此一问题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似乎是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的产物，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家所争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1993年，在一篇文章中，杨心恒和刘豪兴(1993)提出了“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和“社会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认为应该把宏观和微观社会学共同关心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克服以往各种观点的片面性。这篇文章似乎是把社会学基本问题同时当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久，谭明方(1996)也撰文专门讨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他认为社会学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范式等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偏误”，如将社会学的研究角度说成是“整体角度”，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是“社会整体”或“社会系统”、“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和条件”、“社会生活”等，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研究者们忽视了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研究。通过分析，谭认为应该将“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问题确定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由于谭文所列“偏误”中包括了郑杭生的观点，郑杭生之后撰文对包括谭文在内的一些批评进行了回应，指出了谭文的一些问题，如包含内在矛盾、将“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问题表述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理由不充分。针对谭文所谓“偏误”之说，郑杭生也加以辩驳(郑杭生，2001 )。谭明方紧接着撰文对郑杭生的回应加以回应。他一方面认为郑杭生对自己的观点有误解并试图加以澄清，另一方面也对郑文中有关社会学基本问题等方面的看法提出了商榷，并坚持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属于社会哲学而非社会学层面的问题(谭明方，2001)。郑杭生之后又撰文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释，但文章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社会学研究》对此问题的讨论至此也告一段落。

(三)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问题    

    自社会学引人中国始，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就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界也是如此。自创刊之日起，《社会学研究》就非常重视发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该刊的创刊号就载有林南先生就此议题撰写的文章《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林南(1986)将“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明确界定为“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以此为基础，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现状进行了评估，并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未来方向和议题提出了建议。此后，该刊又发表了多篇与此主题相关的论文。徐经泽和吴忠民将社会学中国化界定为“要建立一个区域性的中国社会学流派，即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之中，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社会学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将社会学中国化理解为“将社会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结合起来”或理解为运用社会学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徐经泽、吴忠民，1987 )。袁阳(1988)进一步讨论了“社会学中国化”与“社会学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社会学的完整性就在于两者的结合，并由此得出社会学的中国化的新定义，即“在现代化的社会学中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不过，他所谓的“中国文化”不是林南等人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包容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独具特色的民族现态文化。因此他最终将社会学中国化定义为“建立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体现中国现态文化民族主体性特色，反映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社会学体系”。杨中芳(1991)则对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围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化”、“本土化”等概念发生的争议进行了讨论，提出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就是要建立一门真正“描述及解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知识系统，即建立“中国社会心理学”。具体方法包括:充分利用本土材料，探讨本土概念，透过对文化、历史及社会的了解寻求中国人表现社会心理的方式，不排斥外国概念及理论，研究完整的中国“人”，以及建立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知识体系等。杨氏在另一篇文章中则讨论了现代化、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本土化是指研究者在作研究时把自己文化传统放在研究框架之中的过程，它与现代化及全球化这两个探研实质社会变迁的概念不属于同一层次，因此无所谓相互排斥的问题，而口前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之研究则急需要本土化(杨中芳，1999 )。对于上述“中国化”/’’本土化”呼吁，赵旭东(2001)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所谓“中国人”其实只是一种由近代民族一国家建设而衍生出来的概念，“中国化”/“本土化”概念很可能产生一种误导，使人无法看到“中国”文化内部的流动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完全混淆了中国与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的交往过程以及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重新创造的能力，其口的虽在于用本土文化建构来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但最终则可能由于复制了东西方二元论而强化了西方学术霸权。这些讨论对于我们加深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中国化/本土化的理解都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四)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认识论问题    

    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认识论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编辑、作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笔者和袁方先生合作撰写的《社会学认识论的初步探讨》一文对社会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进行了探讨，对社会学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些争论进行了梳理，初步勾勒了一个社会学认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袁方、谢立中，1993 )。覃方明(1998x,1998b)则试图借助科学哲学的理论成果来分析社会学方法论中的诸二元对立，认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间的对立只在发现程序层面上存在，而在验证的逻辑层面上消失，因此两者间不存在本质的对立;而理解方法与实证方法则在验证逻辑上分别对应于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才是根本性的。仇立平(1988)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进行讨论，强调需要将这两者加以结合。徐冰(2012)则试图借用诊释学的理论资源，对社会学中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分立加以调解。胡荣(1992)则对社会学知识的形态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可以按抽象程度把人类知识分为生活经验、科学和哲学三个层次:定性社会学强调人的主观意义，探讨的是具体的社会事件，接近生活经验;定量社会学通过大样本的调查，试图在类的层次上说明社会现象，属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则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在较抽象的层次上说明社会现象，应属哲学知识。哈威廉(1997 )讨论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每一理论定律都同时既能得到事实的支持又会被事实反对。他试图借助“限界条件”这一概念来解决问题，认为只要我们在建立一条社会学理论命题时对其适用范围及应用界限明确加以说明，就能够通过逐步证伪的办法最终得到可靠的理论命题。在《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中，侯龙龙(2001)对陈向明的一项质性研究发出质疑，认为后者由于过于强调“文化主位”立场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真实。陈向明( 2001)随后撰文进行了回应，认为在质性研究中，并无绝对的真实可以去追求，“真实”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通过一系列互动过程建构出来的，因而是相对的、“主体间性的”、依不同对象、关系、情境而变化的。之后阎光才(2002)撰文对陈向明的观点表示支持，认为侯龙龙对陈的批评是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的，而陈的研究是从建构主义出发的，这两种理论立场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王小章(2002)则撰文对现代社会科学和后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是否有效及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它们的区别只是对现代社会中价值多元化情形的态度上的区别。张杨(2007)则撰文讨论了“证伪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可能”这一问题，认为证伪主义不适合于基于概率性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作者指出了使用证伪来判断社会理论科学性的四个问题:理论的辅助性假说使得证伪在逻辑上不可能;社会科学命题复杂的因果机制对证伪形成挑战，统计命题不能被单个反例证伪，限界条件并不能挽救证伪主义。基于这些讨论，作者认为只有严格地发展理论而不是寄希望于证伪的简便性才能推动社会科学理论的进步。杨善华和孙飞宇也从现象学角度对深度访谈过程中的一些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深人的探讨(杨善华、孙飞宇，2005 )。周晓虹(2010)则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者加人“中国研究”后存在不同研究主体的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不同研究主体之间是否有获得某种共通性的可能)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四、围绕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的探索和论辩(II)    

    除了上述学科基础理论的讨论外，《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诸多论文还对其他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学一般理论及概念的探讨    

    我们把那些试图在一般层面上回答“社会现实的本质是什么”的抽象理论称为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社会学研究》发表的部分研究论文可以归属为这一类型。例如，郑杭生和杨敏试图以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为核心问题，建构一个既能超越西方社会学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又能够切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实际需要的新型社会学理论体系(郑杭生、杨敏,2004)。景天魁X1999)试图以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概念为核心，建构一种“时空社会学”理论，用以解释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以及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结构。文军和黄锐则试图以相对空间与绝对空间、经验空间与先验空间、客观空间与主观空间等之间的关系为切人点，建立一个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来描述和理解社会现实，并推进一种开放性的实践空间的生成和发展(文军、黄锐，2012 )。吕炳强在系列论文中引用从社会学和哲学两个领域采借的理论资源，建构了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色彩的、被作者称为“索绪尔一加芬克尔一布尔迪厄社会世界论”的具有新意的理论社会学体系，期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能够对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作出更合理的描述和解释(吕炳强，2000,2001a,2001b;吕炳强、刘保禧，2008 )。笔者近年来借鉴后现代主义和话语分析的思路，提出了“多元话语分析”这一社会研究思路，并试图通过经验研究(谢立中，2008,2013)和理论反思(谢立中，2012)两种途径来对这一思路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进行考察。郑震(2013 )也试图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日常生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这些尝试性的研究无论最终成败如何，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的探索足迹，都值得记录下来。    

    除了一般理论的探讨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对社会学中的一些一般概念，如“Social" ,“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控制’，、“嵌人性”等的含义进行了辨析(从典，1987 ;夏光，1990;张静，1993;于真，1989;刘世定、邱泽奇，2004)。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二)中国社会特质的理论概括    

    中国社会学的首要对象是中国社会，因此，对中国社会的特质进行研究，是中国社会学家的核心任务之一。这一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社会的特质进行经验方面的观察和描述，二是对中国社会的特质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分析。在这两方面，《社会学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大体说来，这些成果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文献试图对中国社会的特质从整体上加以概括和分析。其中谢遐龄(1996)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一文堪称代表之作。作者立场鲜明地阐述了“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的论点。虽然梁漱溟等人早就提出过此类观点，但谢文的新意在于试图说明不仅传统中国、而且现代中国(包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乃至未来中国都将永远是一种伦理社会，它和西方理性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是永恒不变的。以此为基础，作者试图对现代中国社会关系及其特质做出一些新解释。尽管这篇文章的论证并不严谨，但其观点之鲜明、文字之激扬、内涵之深广，使其和梁漱溟等人的诸多著述一样具有永久传播的价值。另一篇具有相似气度的文章是秦晖的《“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针对“租佃关系决定论”和“小共同体本位论”两种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特质的理论观点，秦文提出了“大共同体本位论”来与之对应，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既非以个人本位也非以小共同体为本位，而是以国家这种大共同体为本位构建起来的，因而具有与西方传统社会非常不同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机制和问题，而且也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秦晖，1998,1999a,1999b)。秦文引起了任志安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以“家”这种小共同体和“国”这一“大共同体”的同构为基本特征的，秦晖的观点看似有理其实有重要缺陷(任志安、林国荣，2000 ) o此外，李培林(1991)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第二类文献则集中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特质进行考察。翟学伟是此方面研究的主将之一。多年来，翟学伟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运作机制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进行了深人分析，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翟学伟，1993,1997,2004,2007,2014)。除此之外，众多其他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贡献。例如，杨宜音(1995)对中西方人际关系的不同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主要是先赋性的关系以及准先赋性关系，而不是独立个体之间的、通过交往建立的可选择关系，关系的内容依赖或附着于先赋性身份形式等。陈午晴(1997)则借用“游戏”的隐喻来刻画人际关系，从关系的选择、关系规则的解读和关系规则的操弄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关系的游戏意涵。潘允康、林南则对中国人家庭关系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家庭关系的特点是:纵向重于横向，横向靠纵向支配和维持;崇尚孝道，崇拜祖先;以传宗接代为本，从父居传统等。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特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潘允康、林南，1992 )。李伟民和梁玉成两人则以问卷调查资料为依据，对“中国人是否信任外人”这样一个这个人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虽然中国人是以人际关系为主要依据来确定是否信任他人的，但仍然会同时持有对他人的普遍信任。以此为依据，作者对韦伯和福山有关中国人的信任关系仅限于血亲家族成员的论断进行了批驳(李伟民、梁玉成，2002 )。沙莲香(2000)则试图通过对中国人“己”观念的释义来寻求中国社会“关系本位”的文化根源。孙立平(1996)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表达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两分法结合起来的关系分析模型。纪莺莺(2012)则对韦伯以来讨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一个将文化、制度与结构视角相结合的“关系”研究框架。与这样一些研究相关联，刘世定(4999)、周雪光(2005)等人则试图从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特质出发对中国的合同行为或产权制度的特点作出解释。    第三类文献则致力于对中国社会其他一些层面的特点进行研究。如张德胜、金耀基等人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中国人思维和行为取向的基本原理—中庸理性进行了探讨(张德胜等,2001)。应星(2010)则试图以“气”这个从中国本土文化及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概念为工具，来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做出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描述和解释。陈明(1993)则从对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的分析人手，对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过程和机制进行了讨论。

(三)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理论探讨    

    如果说关于中国社会特质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那么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差不多就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以及《社会学研究》的首要议题。从理论探讨方面来说，该刊自创刊之日起就发表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对现代化或现代社会的一般理论探讨(李路路，1987 ;张静，1990;孙立平，1990,1991a,1991b;叶启政，1996a,1996b;肖瑛，2010)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猛(1999 )的《论抽象社会》。该文借用一位荷兰社会学家提出的“抽象社会”概念，对现代“抽象社会”的特征与复杂动力机制、尤其是各种程序技术和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人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富有启示的理论框架。

    第二，对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特征的探讨(张静，1988;陈涛，1990;孙立平，1988;李继东，1991;刘小军，1991)。

    第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特点的探讨(潘建雄等,1986;姚刚，1989;孙立平，1992;虞和平，1991;吴忠民，1991a,1991b;袁阳，1991;张琢，1991;叶南客、徐琴，1992;王雅林，1994;周积明，1995;王继，2001) o

    第四，对现代化新趋势的探讨(欧阳进，1994;金吾伦，1998;金耀基、周宪，2003 ) o

    第五，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进行理论概括和反思。李路路、李汉林等人从结构一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先后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及其变革(李路路等,1991;李汉林、李路路，1999)、社会结构转型引发的重组结构主体和结构规则的迫切要求(李路路，4992)、市场化转型对社会阶层化机制的影响(李路路，2003)等进行了理论探讨。李培林(1994)则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并试图用这一观点来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行分析和解释。陆学艺(1995)从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人手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试图以此揭示中国现代化建设口标得以实现的量化依据。郑杭生和洪大用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进行了探讨(郑杭生、洪大用，1996 )。孙立平(2005)则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特征的分析引申出一个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理论模式，即“实践社会学”。而受到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沈原则呼吁社会学家要通过干预现实来影响社会转型进程，并进而探讨了“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沈原，2006a)、社会学家干预现实的途径与方法等议题(沈原，2006b)。徐冰(2014)则运用“名实关系”范畴对当代中国改革的“渐进方式”及其引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

    进人21世纪以来，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学者的一份责任和承担。为此，《社会学研究》曾经组织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2007年第2期发表的一组专题文章中，李培林(2007)呼吁要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孙立平(2007)提出要以社会重建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宋林飞(2007)认为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李友梅(2007)则讨论了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王思斌(2007)强调了走向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建设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刘少杰X2007)强调制度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沈原(2007)提出公民资格建设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依据;吴忠民(2007)呼吁在社会建设中要立足于社会公正，注意优化社会结构;刘世定(2007)则呼吁把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和经济学的分析结合起来开展经济社会政策研究以促进社会建设;邹农俭(2007)则提出要把建立社会建设体制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陈光金(2007)建议从社会主要矛盾分析人手来抓住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路;应星(2007)提出要着力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把握中观层面“和谐社会”概念;渠敬东(2007)提出要坚持从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来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在2011年第4期的一组专题论文中，郑杭生(2011)从多方面说明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神圣使命;陆学艺(2011)则对社会建设的含义进行了说明，提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孙立平(2011)则呼吁走向一种积极的社会管理模式;李培林(2011)则在编者按中提出了“发展新阶段”概念来作为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的理论依据。周雪光和练宏则在该刊2012年第5期撰文对当代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个中国政府内部权威关系的理论模型(周雪光、练宏，2012)0

五、结语

    以上所述，虽已冗长，仍不免挂一漏万。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的回顾，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按本文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界定，创刊30年来，《社会学研究》确实发表了大量社会学理论研究性质的论文。通过这些论文，中国社会学者不仅分享了各自对中外社会学理论成果的了解和理解，交流了社会学理论思考方面的研究心得，而且就诸多学科建设和社会现实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和争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理论乃至社会学学科的成长，对于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建和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尤其使笔者感到惊讶的是该刊所发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如前文所述，三十年来该刊发表的理论文章约400篇，在全部发文中占比约为17%左右，平均下来差不多每期都两篇左右。之前中国社会学界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由于种种原因，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带有浓厚的重应用、轻理论的实用品格(笔者本人也曾发表过此类言论)。但本文仅对《社会学研究》所发文献的梳理就已表明这种印象当是可以质疑的。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如许多当代中国社会学者出身于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自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者就一直是重视对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和思考的。当然，数量并不等于质量。尽管在上述文献中确有不少上乘之作，但整体上看，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还有相当的差距。例如，与经验研究两张皮的问题依然严重;受美国中层理论学说的影响，对宏大理论感兴趣的人仍然不多(人们忘记了美国已经有很多的宏大理论，如结构功能主义、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主义、社会交换论、理性选择理论、后现代主义等，这些理论本身虽然都受到了挑战，但其精髓已经浸人到各类经验研究过程中);少数有兴趣从事宏大理论研究的人也还未能拿出相对成熟的成果;等等。笔者衷心地期待，在中国社会学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学研究》能够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文】http://www.shxyj.org/Magazine/Show?id=17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