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 “废墟”和自治

朱晓阳

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从人类学的“政治”着眼，滇池东岸小村案例中有三种现象值得讨论：其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侵入农民社区，与此同时， “传统”通过国家势力延承并复兴；其二，国家将基层社会空间纳入囊中时，非国家势力却有相当的机会在其中经营出类同“无人

区”的地盘；其三，依凭“地势”，利用国家和“传统”资源， “士绅”得以涌现。将别描述这些现象，并将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小村最近一些年的“地势”相联系。

［关键词］乡绅 自治 地势 废墟

一、             引言

21世纪初以来发生的城市化运动中，城中村成为城市改造的主战场，这些昔日村庄基地上的城市场所遭遇了激烈冲击。滇池东岸的小村是其中一例。这个村庄处在号称“中国第二大商贸城”的中豪螺蛳湾（当地人称“新螺蛳湾”）的拆迁范围内。这个项目是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亲自抓的“重点”。为建设螺蛳湾项目第二期，2010年5月初昆明市官渡区开始启动其范围内的7个村庄的拆迁，三个月后，其中的6个村庄变成废墟。没有被拆的只有小村的新村和老村，老村的一部分在2011年被拆成废墟。那些变成瓦砾和焦土的村庄地面上只有寺庙和几处零星钉子户的楼还在。6年以后，小村仍然没有被拆。在其他被拆平的地区，有一些高楼已经矗立起来，但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等问题，楼房未交付使用，6个村庄的拆迁户至今没有被安置。

未被拆除的小村在当地属于规模较大的一处外来打工、经商者落脚的地方。这里常年有两万左右租房户和两千多本村居民，村内有一座昆明南部规模较大的农贸市场（目前村内正在建第二座市场），有餐馆、旅舍、超市和烧烤摊，其数量各达数十家。村内仅幼儿园就有4家，近年还出现好几家网购点。村庄内外的废墟上，只要有土壤的地方，都被村民种上蔬菜。小村村民小组（自然村）是这个村庄的管理者，其组长刘述戎6年前参与抵制拆迁，是核心骨干之一，2013年被选为村民小组组长。小村所属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村委会）办公室也在村内，但村子的土地和房产基本上属于村民小组所有（除村委会办公室和个别地方），因此村民小组是此地的“实权单位”。村民小组在最近几年因为成为反拆迁的基地，其实权和自治地位得到强化。相比于此，村委会虽然行政上管辖3个村，但其中两个村已被拆掉，其居民四散各地。过去几年村委会忠实追随政府和开发商的拆迁计划，在拆迁开始后的一年多甚至与拆迁指挥部合署办公。拆迁停滞后，拆迁指挥部撤走，村委会重回村庄，但已经失去对村民小组的影响和控制，村委会因此在村内成了名副其实的“悬浮政府”。

总体而言，过去6年城中村改造已经使滇池东岸的乡村社区从空间上整体被毁，笔者已经另文讨论过这些地方所受到的社会和文化冲击 ① ，但在同一地区，局部的抵抗和自治曾经发生，并继续存在。这些地方的抵抗、保存和自治无不栖居于特定的场所。这些场所是如“小村”，其中包括村民自己建盖的“新农村”（新村）② ，或如本文所指之“废墟” — —老村。

如同过去一样，在城中村改造运动中，国家势力仍是通过村庄内的代理人，利用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关系来达到目的。国家通过其行政系统，将正式系统所能触及的人动员起来，对他们兼施高压和诱惑。与正式系统有关系的乡村精英很快倒向国家背景的拆迁方。但这一次与过去不同，村庄中出现了体制外精英，他们被村民称为“五个人”。后来在“五个人”周围形成了他们称之为的“小组”（大约十余个核心成员）及其作为追随者的“桥头上的人”。这些人的出现形成了一道奇异的政治景观：一面是国家之手将村庄内正式的政治精英及其“我家人”连根拔去；另一面是在被扔弃的“废墟”上冒出新苗，形成村庄自治。在三年后，拆迁停滞，村干部重回村庄的正式政治领导位置 — —村委会和党支部，反拆迁的“五个人”及其追随者则赢得了村民小组（自然村）的换届选举。小村政治从此显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二元格局。本文先从讲述这个自发的村庄精英群体如何出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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