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体化还是多元化?

周 平

政治学研究 2016年第六期

内容提要:“民族”概念传入时，中国并不存在与之相符的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国内既有的各个历史文化群体日趋一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其他历史文化群体也在此过程中被构建成为各个民族。因此，中华民族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体”和“多元”的关系问题就出现了，即强化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和一体化发展，就必然会对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的发展形成制约;反之，强化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多元化发展，中华民族的凝聚性和整体性就可能被解构。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在中华民族构建的各个时期都存在，最终都是由当时的历史给出答案的。今天，中华民族是朝着“一体”的方向发展还是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再次出现。根据历史经验，只有将问题置于现实的需要中来讨论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从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追求的国家目标来看，中华民族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才能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必要支持。

关键词: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实体;一体化;多元化

一、问题的提出

当国家的经济总量于2010 年跃居世界第二位之时，中国的崛起就浮出水面，并进入更为关键的阶段。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2 年 11 月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崛起的完成和中国梦的实现，皆以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强大为前提。加强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成为现实的强烈要求。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观点也再次被提出。作为对2011 年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① 观点的反弹，反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发展，要求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观点，也越来越明确而清晰地被表达出来。于是，中华民族是朝着“一体”方向发展还是朝着“多元”方向发展的争论，便以一种十分鲜明和果决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样的争论围绕着中华民族朝着何种方向发展的核心问题展开，也涉及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目前，争论仍在持续，而且争论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导致如此僵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观点的论者秉持的立场完全不相同，有的论者还诉诸意识形态甚至激昂的情绪，因此总是各说各理，谁都无法接受对方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且不论中国历史上的各个历史文化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已经逐渐交融，已呈现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仅就“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后，尤其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确定并形成中华民族的构建过程以来的历史来看，在中华民族是朝着一个民族实体的方向发展，还是促成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文化群体各自朝着民族的方向独立发展的问题上，就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没有形成共识。然而，现实的需要总是推动历史做出选择，从而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今天，当我们再次面临中华民族如何发展的不同观点相持不下的时候，完全可以从这种历史的逻辑中受到启迪。

二、“中华民族”概念形成时期的多种主张

“民族”概念首先形成于西方，并在民族国家日渐广泛的背景下逐渐被使用。由“民族”概念来指称的人群共同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 ① 。在王朝国家将国内居民整合为一个整体后，这个由国内居民组成的共同体就被称为“民族”。黑格尔就曾指出:“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更是强调:“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③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与王朝之间的二元关系便趋于紧张。为了协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一种用以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体系取代了王朝政治体系，民族国家应运而生。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民族国家在给民族披上国家的外衣的同时，也加强了民族的内部凝聚，从而给国家注入了巨大而持久的活力，因而影响日渐扩大，并逐渐成为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自秦统一六国并建立中央集权制政权后，王朝国家就成为中国主导性的国家形态，直至最后一个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王朝国家在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而一统天下的同时，也运用政权力量把广大疆域内的居民整合在国家政治共同体之中。然而，王朝疆域内的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诸多的文化又将国内居民联结成为不同的群体。王朝国家建立了统一的政治体系，却无法构建起统一的经济和文化，国内居民由于多种历史文化群体的存在而具有突出的异质性。王朝国家并没有塑造出西方用“民族”概念所指称的稳定社会群体。缺乏统一的社群形式对居民进行有效整合，民众便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代表西方民族国家力量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使得西方民族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梁启超将西方的“民族”概念引入中国，随后又将“民族”概念与日渐凸显的“中华”概念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专门用以描述和分析本国民族现象的“中华民族”概念 ④ 。于是，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上便既有“民族”概念，也有“中华民族”概念。这种破天荒的概念引入和创造，不仅对中国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华民族及族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然而，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迥异于西方。在 20 世纪初，王朝国家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后陷入了衰败，并在屡屡遭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民族国家政治形式、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和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但王朝国家的体制框架仍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就族际关系来说，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族类群体在交往交流中越来越朝着融为一体的方向发展，但各种历史文化群体仍有影响，其中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更是不容低估。在此情况下，“民族”或“中华民族”概念到底用来指称何种群体，就面临着两难选择。问题在于，费孝通后来所说的那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民族实体”① 仅表现为一种发展的趋势，其具体的形态尚未浮出水面，而汉、满、蒙、回、藏等群体又与西方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那么，谁才能够配得上“民族”的称谓呢? “中华民族”概念又该用来指称哪一类群体呢? 如果将汉、满、蒙、回、藏等历史文化群体称为“民族”，那么“中华民族”指的又是什么? 这种纠结在当时就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是指汉族还是指由各个族类群体凝聚而成的共同体的问题上。

梁启超创造“中华民族”概念后，杨度、章太炎、孙中山、李大钊以及当时的许多革命者、思想家和学者都接受并使用过该概念。最初，梁启超所说的“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 ② 。但随着对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概念的认识的深入，他便通过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划分而做出了中华民族是国内诸族“组成的一大民族”的论断，并认为这样才能与“国外之诸族”相对应 ③ 。“从理论上说，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认识选择的结果。”④ 梁启超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这一论断，既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内涵，也为作为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构建准备了族称和认同符号。

但梁氏观点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学术见解，并未成为社会的共识。随后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过程，才巩固了“中华民族”是由国内诸族组成的民族实体的认识，并使其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意识形态。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并建立了初具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家形态尽管在当时尚不稳固，但它必须把各种既存的民族群体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之中，也要把中华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概念在“五族共和”思想之下具有鲜明的国族意涵。因此，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族由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民族群体组成的观点就越来越巩固，并逐渐积淀成为形成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

不过，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现实需要，不仅巩固了中华民族由国内多个民族群体组成的观念，也促成了用“民族”概念来指称国内的各历史文化群体的做法。为了团结或动员国内多样化的历史文化群体，“民族”概念逐渐被广泛地用来指称这些群体———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群体越来越多地被称为“各民族”或“少数民族”。一方面，夺得政权的国民党为了把汉、满、蒙、回、藏等群体置于其统治之下，就不仅把这些群体称为“民族”，而且以此来诠释自己的民族主义。1924 年由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以“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来解释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的 ⑤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也以“民族”的概念来指称中国境内的各个历史文化群体。1922 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有蒙古、西藏、新疆的“异种民族”实行自治，然后“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 的表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各民族”概念的认同。

于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就促成了民族发展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一方面，中华民族被界定为由各个历史文化群体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实体，具有国族的内涵和特征;另一方面，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文化群体也被称为民族，并朝着民族实体的方向发展。在此条件下，中华民族是朝着一个民族实体的方向发展，还是朝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独立发展的方向发展，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对于如此一个两者之间互为消长或抑扬关系的矛盾，理论上或学术上的争论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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