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

五十年的回顾*

黄宗智

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作者自己五十多年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动力，包括其中的关键感情因素，为的是向新一代的青年学者说明自己的经历，希冀会对他们的探索起到一点作用。

［关键词］中西矛盾 多种理论 经验证据 感情因素 学术动力

今天回顾，我清楚地认识到学术研究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中的关键也许是个人心底里最关心的问题。对我来说，主要是在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并存和矛盾之中，怎样来对待其间的张力、拉锯、磨合，甚或融合和超越。这既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甚至更是感情层面上的过程。这样的矛盾可能成为迷茫和颓废的陷阱，但也可以是独立思考和求真的动力；它可以使自己沮丧，但也可以成为深层的建设性动力。我自己的启蒙训练是侧重经验证据的历史学，不太关注理论。之后，正是中西之间的张力促使我在写完博士论文并将其修改补充成为第一本专著之后，开始系统地研读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同时关心两者，除了作为学术问题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感情因素：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作为一位早期（1911年）庚子赔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的经济学博士——代表的是美国，也是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而母亲——作为一位耕读世家的闺秀，不懂英文——代表的则是传统中国文化和农村。同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代表的是和父亲截然不同、敌对的理论和意识形态。①我的博士论文《儒家的自由主义者：梁启超与现代中国》（Huang，1966，以下简称“《自由主义》”）是在导师萧公权（和父亲）的影响下所写的，除了尽可能精确地梳理梁启超的思想之外，更试图认同于萧老师和父亲都十分推崇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包括其经济和政治思想，想在梁启超的思想和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划上等号，更在其中发现人生和学术的最终价值。同时，也试图尽可能模仿萧老师所做的，根据他自己深厚的旧学问根底（十三经中他能够背诵十二），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倾向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因素，因此在台湾搜集博士论文材料那年，师从康有为（最后）的“天游”辈弟子爱新觉罗（刘）·毓鋆②学习今文经学。

但是，对我来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感情上，该篇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都远远没有解决自己心底里最关心的矛盾和问题。那篇博士论文和之后在其基础上写成的专著（Huang，1972），在自己内心所引发的其实是对学术的一种负面反应：缺乏兴奋感，一度甚至陷入不十分在乎的心

态，把博士论文的修改工程一直拖到为了保留自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加大”）洛杉矶校区（UCLA）的教学职位（终身权考核），方才迫不得已地“完成”了这本书。同时，在完成此作之前，由于相反的感情驱动，便已经开始越来越认同于当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及其所提倡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且，由于一种几乎是天生的，也是由于对母亲的感情驱动，要求自己更多地关心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村人民。那些感情因素都没有在那本研究梁启超的书中得到表达，之后也就逐步脱离了集中于精英的思想史研究。

那样的转向的一个关键动力是因为自己在价值观上，一直把“老百姓”的福祉认作人生和学术的最高目的和价值。记得早在八岁那年（1948年），由于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在一夜之间居然冻死了三千人，而自己的家庭则处于近乎“朱门酒肉臭”的状况，我感到非常震撼，觉得世界上绝对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觉得中国的贫穷老百姓实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感情和认识居然会牢牢地在自己心底里扎下了根，成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认识。其后，在自己儿童时期特别喜爱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武侠小说中，这种有点类似于侠义和抱不平的精神和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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