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生活长期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政治文明不断累积的结晶。民主，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政治文明的同义语。几百年来，世界各国历史一再反复证明，民主政治取代专制统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已成为当今几乎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至少在口头上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一种自我标榜，成为各种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子传媒等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在中国，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被宪法和法律所确认，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且还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民主也已经正式载入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然而，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和挫折，一些国家在完成初步的民主转型后又发生了民主政体的失败，还有一些老牌民主国家在民主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乱象”。于是，国外学术界有人抓住这些现象大做文章，对民主进行污名化，并以此来论证民主政治是坏的政治制度。

与之相呼应，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人借机提出“民主崩溃”论、“民主缓行”论等论调，认为如果我国在现阶段推行民主建设，不仅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但不能促进人民的福祉，反而会造成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现如今此类说法流传甚广，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于是乎唱衰民主竟也成为一种时髦。

不过，对于这种唱衰民主的论调，人们难免会提出许许多多的质疑：第一，为什么凡是讲到民主总有人要贴上西方的标签然后再大加鞑阀？难道民主真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难道全世界的民主实践只有西方民主一种模式？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究竟是怎样看待民主的？难道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讲民主、反对民主吗？第三，即便西方国家的民主出现大范围衰退，是否就意味着全世界的民主政治走向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是正在开辟新的道路、创造新的模式吗？难道中国式的民主就不属于民主政治实践？

只要追溯历史，环顾现实，认真审视一下目前嘈嘈嚷嚷的民主衰退论，就很容易发现它也并非什么新鲜货色，类似的说法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不过，从它最近的流行趋势来看，由于这些陈年旧货披上了一层新的外衣，显得比较时髦，居然还有着一定的叫卖市场。正因为它有这样的迷人假象，所以很容易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还有可能诱人误入歧途，如果任期泛滥，必然危害不浅。于是，便想借此机会阐述一下对当前民主衰退现象的几点看法，权且作为对当前流行的民主崩溃论的一种回应。

一、民主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西式民主并非民主的唯一模式

学界普遍认为，民主起源于西方。具体来看，关于民主概念的起源问题，学术界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在西方，“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由“人民”和“统治”两词构成，指人民的统治或权力。在中国，《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有关民主的词源的解释是:“英文民主democ-racy一词出自古希腊文demokraia,由demos(意为`人民'和`地区')和kratos(意为‘权力'和‘统治')合成,其基本的含义就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政权'或‘人民进行统治、治理'。民主最初是对古希腊各种政体比较而抽象出的概念。”这些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而，关于民主制的起源，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人类社会第一缕民主制的曙光是从古希腊放射出来的。这种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是普遍流行的看法，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代议制民主制不同于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它起源于公元六世纪的北欧地区。罗伯特达尔(Robert Dohl)通过对北欧地区存在过的一种叫做Ting的制度的历史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不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而是起源于北欧地区,它是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发明。在阿尔卑斯山谷的某些地区也出现过有利的条件。这种民主的理念的发展经过了从公元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漫长发展过程,“到十八世纪早期,出现在欧洲的政治理念和惯例成了后来的民主信念和民主制度的重要因素”。[[1]]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还提出一种新的意见认为，古希腊城邦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已知最早的民主制度,然而,实际上古希腊民主无论在产生的历史条件还是具体的制度内容与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与近现代西方民主不同,两者之间没有源流关系。近代西方民主缘起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架构在英国议会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都已经出现。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则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从民主政治的视角观察《大宪章》这个法律文件,它所包含的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无代表权不纳税”和“分权制衡”。这两项基本原则正好构成了近现代议会制度的核心内容。因此，近现代西方民主并非溯源于古希腊的雅典民主,而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政治斗争的产物与流变。[[2]]

在我看来，上述几种关于民主制起源的不同意见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只是由于各自关注的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于是产生了各种意见的分歧。尽管如此，这些观点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没有必要强求统一和一致（事实上也难以做到）。而且，上述关于民主制起源问题的争论恰好表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地区，民主制都会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和形式，而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世界各地的民主制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特别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发展演化的历史，更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判断。

从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活的演化过程来看，正如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发端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在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运动，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同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民主政治的发展也绝非一帆风顺，而是步履艰难，一波三折。自19世纪上半叶起，民主化浪潮发起了三次冲击，也经历了两次回潮。然而，自1990年代以后，正当人们还在为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凯歌行进而欢呼雀跃时，民主化浪潮却出现了极为明显的衰退迹象。从东欧的颜色革命开始到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伊拉克等国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政权更迭和政局动荡，以及近年来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也出现了种种“民主乱象”。世界民主化进程中这一跌宕起伏的复杂现实再次表明：世界上没有普遍适用的和完美无缺的民主模式，执意在世界各地推行某种民主模式的努力必将以失败告终。

并且，民主政治曲折演进的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也告诫人们：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必然是有条件的，必须与该国特有的经济政治状况、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人口规模、种族构成等诸多复杂因素相适应，如果缺乏某些必要的条件，这样的民主实践便难以取得成功。这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的选择和建设，必须与它所处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相适应。正如俞可平所指出：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3]]

关于这一点，其实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注意并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阿伦·利普哈特在《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一书中，全面系统地比较和分析了“多数民主”与他本人所界定的“共识民主”之间的差异，考察了1945—1996年期间的36个民主国家，并对这些民主国家就民主模式进行了划分，展开了比较研究，探讨了不同民主模式下民主政府的“效能”与“品质”的差异。又如，斯泰潘·林德博格(Staffan Lindberg)和简·图瑞尔等也进行了“民主多样性”(Varietiesof Democracy)的研究项目，认为自1900年以来，实践中的民主模式并非仅有自由民主一种，同时还包括多头政体、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和平等民主。[[4]]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关于“民主多样性”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国外主流学术界的认可，大多数西方学者在政体划分上更多地还是沿袭“自由之家”“民主一不民主”此类非此即彼的二分法。[5]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看来，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自然界的事物如此，人类社会同样也是如此。而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产物，民主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民主制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既有其基本原则上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同时，它作为特定条件下的现实政治形态，又有其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显著特征，民主和自由并不存在所谓的完美模式和完满范式，适合各自国情、行之有效且不断发展完善的民主与自由，就是好的模式和范式。[[6]]由于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道路，因而民主的发展逻辑、生成路径和制度模式也就各不相同。[[7]]由此我们认为：民主与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以，认为西式民主是世界上唯一民主模式的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之初，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就非常明确地把民主确立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目标

民主问题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之初，就非常明确地把民主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目标。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他们在为无产阶级制定的科学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取得社会的统治地位和全面彻底地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民主权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8]]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讲民主，也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理论。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民主首先表现为国家形态，同时也体现在体制、原则和价值观等方面。马克思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基本制度，其特点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而“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9]]在马克思看来，民主是人民在公共权力和社会事务方面主体性的实现形式，民主制的国家才能真正体现人民主权和人民意志。因此，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要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夺取国家政权，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针对当时有人提出“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观点，列宁尖锐地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民主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可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0]]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真正实现民主,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价值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不实现民主,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所以说，社会主义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11]]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非不讲民主，反对民主，而是赋予民主崇高的政治价值，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必须以民主为前提，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三、民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高扬的一面旗帜，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不渝地奋力推进民主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民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民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正是在 “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聚集起来，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组织。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来看，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12]]“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13]]还在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人民民主”概念,认为现在中国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14]]。1940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独立和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15]]。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著名的历史性对话即“延安窑洞对”中，更是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要实行民主政治的庄严宣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6]]可见，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其政治纲领就一直坚持民主这一根本政治目标。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艰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弃对这一目标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三三制”政权，构建了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在抗战过程中以及抗战胜利后的短暂时期，共产党也尽力与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谋求建立联合政府，并且还提出了多党民主、和平竞争、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长久和平的政治纲领。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等，继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并取得了很大的历史性进步。诚然，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结束，由于党的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所以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上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快坚决地纠正了过去一段时期的错误思想路线，使我们党重新回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人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党的十六大首次将党内民主提到“党的生命”到高度，并强调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党的十七大进而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可见，我们党通过认真总结文革的沉痛历史教训，又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实践探索，从而最终确定了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式公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肯定了民主不仅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手段，也是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并通过回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庄严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念。

 四、当前全球性民主衰退现象是多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民主惹的祸

近年来，民主衰退已逐渐成为国际政治演变的一个显著趋势。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的“民主指数”报告指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无独有偶，其他几个重要的民主评估机构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7]]如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的2016年“贝塔斯曼转型指数”(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Index)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间，全球国家中民主质量显著下降的比例超过了五分之一，而显著提升的国家数量则不足十分之一[[18]]。“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披露的最新数据也表明，2015年，全球多达72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国家仅有43个。更重要的是，全球“自由程度”已经连续十年处于下降之中，因此“自由之家”将过去的十年称为民主“衰退的十年”[[19]]。长期致力于民主衰退研究的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Diamond)认为，波澜壮阔的“第三波”在2006年前后进入拐点，全球民主在此之后陷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期。“自由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y)和“选举民主国家”(electoraldemocracy)的数量在2006年之后分别有所下降。戴蒙德指出，民主衰退还突出地表现为，近年来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自1999年巴基斯坦发生政变颠覆民主政权以来，民主崩溃的步伐开始加速[[20]]。民主崩溃的比例在21世纪最初的15年间为17.6％，而上一个15年则只有12.7％。总体来看，1974～2014年间，全球所有民主国家中有29％的国家发生了民主崩溃，在西方以外的民主国家中，民主崩溃的比例更是高达35％[[21]]。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老牌西方国家的民主有效性和活力及对民主的自信均在衰减。如美国的政治生活正陷入空前的政治极化和政治僵局之中。美国民众对国会的认同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历史低谷。竞选费用前所未有的增加，黑金政治影响的飙升以及公民投票率的新低等，都是美国民主制度处于“亚健康”的明显病症[[22]]。

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在其新著《撤退中的民主：中产阶级的反抗和代议制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中也认为，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呈衰退趋势，“民主制度的失败并非个案和例外”。柯兰齐克说，综观全球，在过去两年里，一些一度被誉为政治变革典范的国家，民主制度的垮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柯兰齐克还引用《经济学家》信息部的“民主指数”调查数据指出，“2010年全球所有地区的民主程度平均得分都低于2008年”，在被调查的167个国家中，91个国家的民主状态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这份报告最终得出结论：“民主制度正在衰退。”柯兰齐克表示，上述机构的调查数据表明，在过去5到10年里，“就连被誉为新民主典范的国家也出现了退步”。[[23]]

曾几何时，在冷战结束时备受赞赏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大胆预言了“历史的终结”。他认为，共产主义垮台之后，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制已经最终胜出，并将成为世界“最后的人类政府形式”。而如今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似乎正处于危机之中。然而，福山在最近一次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伊沙安·塔鲁尔的电话采访时说：“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如何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24]]最近，最近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显示，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师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也发出了这样的担忧：民主国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安全，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可能面临严重的衰退风险。“红色警报已在闪烁”。[[25]]

由此看来，当前全球性的民主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可否仅仅依据这些现象和观察，就足以得出民主走向失败或全面崩溃的结论呢？我认为目前作出这样的结论恐怕过于仓促，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我们在作出这一结论之前，最起码应当弄清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前世界各地出现的民主衰退现象的成因究竟是什么？仅仅是由于民主制度本身的缘故，抑或是其他原因所导致？第二个问题是，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衰退倒底是走向全面崩溃，抑或只是一种暂时性退潮？下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加以阐述。

关于全球性民主衰退现象的成因问题，从表面上看，民主崩溃论似乎是基于对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民主乱象进行归因分析而得出的可靠结论。然而，细究起来，其实上述种种分析在逻辑上是不够严谨，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只要我们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世界各地出现的这些民主衰退现象，并非仅仅是由于民主制度本身的缘故，或者说并非只是民主惹的祸。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有些西方学者已经有所关注。例如，拉里·戴蒙德在《民主因何而退潮？》一文中，就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戴蒙德发现，那些发生民主崩溃的国家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多数是贫困的或收入中等偏下的国家；以世界银行的善治衡量标准来看，这些国家的排名都很靠后；政治不稳定和暴力水平较高，并被阶级、种族等界线深深割裂；行政权力被严重滥用。在他看来，决定新兴脆弱的民主命运的是国内治理不善、腐败和滥用权力猖獗，以及极端的不平等这些政治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戴蒙德强调，民主衰退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糟糕的治理。即使世界经济从当前的衰退中迅速恢复并充满活力，如果不提高治理质量和遏制权力滥用，那么更多的民主仍将趋于崩溃。[[26]]又如，斯蒂芬·海哥德和罗伯特·考夫曼也认为，贫穷、不平等、资源寻租和族群异质性都可能对民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在众多可能对民主衰退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最为首要的原因是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合法性而被广泛认同，原因在于它是达致善治的必要前提。相反，治理不善无疑会影响公民对民主的满意度，同时也削弱了公民对民主的支持。[[27]]

回想起来，美国学者福山前几年曾针对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困境，提出过所谓现代国家“三支柱说”，即惟有实现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这三个支柱之间的均衡，才能实现长久的善治。他认为，如果说威权过渡到民主相对容易，那么传统国家演进到现代国家则尤为艰难。新兴民主化国家如阿富汗、乌克兰等遇到的困难不在于民主的后天缺陷，而在于国家能力的先天不足。即便是民主相对完善的印度，也存在国家能力不足、公共服务缺失的严重问题[[28]]。福山的这一分析比起他在上个世纪末期所作的结论显然更为深刻一些：民主制的历史实际上并未“终结”，民主化的困境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民主。此外，对民主问题颇有研究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也认为：经验地说，很难说民主就一定是好的；民主在有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是好的；有些民主是很烂的。民主有优质民主，有劣质民主，我们追求民主没有错，但是应该追求好的民主。所以，我们必须要为民主政治、优质民主的发生去创造条件。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前，民主政治在后。历史地看，就是这样：如果大众民主化之前没有一套健全的基本国家制度，那么很难出现有效的治理体系。[29]

由此可见，这些国外学者对民主衰退的归因分析已经关注到了民主国家内部的治理危机，应当承认这一研究取向具有合理性。因为不论是老牌民主国家还是新兴民主国家，都必须解决好自身所面临的治理困境。如果不能推进经济发展，降低社会不平等、有效打击腐败和罪犯、切实保障自由和法治，民众不可避免地终将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30]显然，对民主质量的评估不能简单地从民主制度的存续来判断，而应更多地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体系，要重视民主治理的结果。正如普拉特纳指出的，评估民主质量的困难在于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还是一种治理形式。无论它必须满足其他怎样的标准，它还必须能够提供人们所期望的福祉，从经济增长、教育到个人及国家的安全。近年来，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问题时，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频频遭遇政府危机。这使得在西方社会中尽管民主制度看起来未有多大变化，但民主衰落之声不绝于耳。毋庸置疑，不管是老牌民主国家还是新兴民主国家，都必须解决好自己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如果未能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社会不平等、有效打击腐败和犯罪、保障自由和法治，民众终将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而可能寻求其他治理形式。[31]显然，没有任何单一变量即可有效预测民主衰退是否会发生，民主衰退是许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3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性民主衰退现象是由多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民主这一个变量。综观世界各地的民主衰退现象，大致可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已实现民主转型的新兴国家出现民主衰退，其主要原因往往是由于糟糕的治理；第二种情形是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其转型受挫主要是由于执意推行某种民主模式而陷入困境，这充分表明此种民主模式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社会环境；第三种情形是某些老牌的民主国家由于其民主制度自身的原因而导致民主有效性和活力及公众对民主的自信衰减。可见，只有最后一种情形可以说是与其自身的民主制度有关，而当前世界各地出现的民主衰退现象却很难统统归因于民主制本身。所以，如果简单地把世界上各种所谓“民主乱象”都归咎于民主惹的祸，这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五、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暂时的曲折与反复并不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我们在讨论第二个问题之前，还必须弄清民主衰退这一概念的基本涵义。何谓民主衰落？严格地讲，民主衰落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我国学者陈尧提出，全球性的民主衰落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现象：一种是民主逆转，即国际社会民主发展出现方向性的逆转，形成与民主化相反的趋势；另一种为民主回落，即除了少数国家出现民主解体外，国际社会中民主质量下降的国家数量超过民主质量提升的国家数量，即全球平均民主质量出现净减损，但民主发展的趋势不变。[33]陈尧关于民主逆转和民主回落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讨论民主衰退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对于当前发生的全球性民主衰退现象，究竟是属于民主逆转，还是民主回落？或者说是属于民主崩溃，还是民主退潮？这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生活决定的，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更替，终归会导致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因此，人类政治制度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34]]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回顾历史，不难看到，尽管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纷繁复杂、变化莫测，但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只有两种类型，即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而这些不同的政治制度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大体上出现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形态，这就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最早出现的是自然经济。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受个人的非主体性、政治权力的私有化、小农在利益上的分散性等诸多要素的影响，君主专制成了普遍的政治统治形式，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即是如此。而到了近代，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逐渐取代了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于是，原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专制政治统治，越来越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政治上便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迅速解体，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之间政治上的矛盾便日益激化，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随之到来，于是便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当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日益发展。无产阶级必然会提出自己在政治上的民主要求，并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付诸实践。因而，迄今为止，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民主类型，即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应当看到，这两种民主既有其共同之处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又因其性质不同而处于矛盾和斗争之中。但不论这两种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化，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无法改变，不可能再退回到专制政治的时代。上述分析表明，民主政治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早已昭然于天下，民主政治于当今世界，已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可以说，时至今日，民主已经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35]所以说，对当前这种暂时性的民主衰落现象匆忙地作出民主崩溃的结论，恐怕过于草率和仓促，这恰好暴露了这些人社会历史眼光的短浅和对历史辩证法的无知。从全球范围来看，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也才不过几百年的历史。但就在这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曾出现过多次的反复与曲折，而正是在历经了无数的艰难曲折之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才不断走向成熟和巩固。况且，在唯物史观看来，即便在未来的社会发展阶段当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最终走向衰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的终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正在向人们展示着人类政治生活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吗？

当然，在一些西方学者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西式民主就是民主的唯一模式，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伪民主”或“反民主”。例如，柯兰齐克认为，从全球范围看，“反民主”因素未来仍将后劲十足，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模式”发展为西式民主制度的替代样板。[[36]]柯兰齐克显然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中国民主的，但他在客观上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并且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对西式民主的竞争和挑战。而在我们看来，民主的这种“中国模式”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独特道路。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充分表明，只有在党内民主的引导和带领下，通过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基本路径和环环相扣的运作机制，才能使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逐步形成有机衔接、互动共进的良好局面，从而实现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最终从整体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37]]尽管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道路仍将充满艰难曲折，甚至出现暂时性的挫折与失败，但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和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