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讨论城市更新中的“城脉”与“文脉”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探讨城市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之道，而是要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发展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揭示影响当前中国城市快速更新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内在张力，从而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城市更新的现状、趋势及其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

城市更新中的“二律背反”

“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是伴随城市化的升级，针对现代城市问题，制定相应的城市政策，并加以系统地实施和管理的一个城市改造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感到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城市衰退不仅源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结构性影响，而且也源于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一时期城市开发战略转向更加务实的内涵式城市更新政策，力求根本解决内城衰退问题，更加强调地方层次和历史文化传承的问题。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提出了“城市更新”的理念和计划，其主要目标就是要更新邻里社区，强调城市内部的社区发展和公众参与，寻求城市人口与就业的平衡，以便在城市硬软件环境方面都有新的改进。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和高速转型的时期，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中心，担负着生产流通、资源配置、信息传递等多种功能，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迅速成为国家经济的“增长机器”，正日益催生出中国“城市奇迹”的出现。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城市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化率从17.8%跃进为57.35%，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几乎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从农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社会的不满情绪普遍增加，社会与文化危机事件接连而起，并呈现出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严后果的态势，其表现形态之一就是城市原有的整体性形态和历史文化特征正在被各种二元的力量所撕裂，中国城市更新所表现出的非均衡性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成为其典型特征。就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antinomies）”现象一样——在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的运动规律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互排斥的现象。中国城市更新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二元的运动力量，其相互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相背相反的“二律背反”特征。

以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现代性成长为例，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之间处处充满着各种不平衡的张力。犹如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一样，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也一直充斥着各种难以厘清的问题甚至矛盾和张力。在城市里，人们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有自律、理性和发展空间，但也有更多的生存压力，人们又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在城市里，人们获得了独处的机会，但却必须同时承受孤独与冷漠；在城市里，人们有了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几乎都是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的，经济关系虽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但同时会变得更加无情和冷酷。当初，那些为了摆脱传统乡村“束缚”而到城市中寻找“自由”的人们，如今他们却必须学会适应这个“陌生”和“无奈”的社会。因此，现代城市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已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城市更新的节奏越快，各种“二律背反”现象可能越突出。作为表征人类联系的某种具体形式，城市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关联性，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世界的交汇地，也是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演绎场所与流动的空间。可以说，现代城市到处都充满着魅力、迷惑甚至矛盾等二律背反的现象，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和兴趣。

这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奇迹与社会文化危机并存的独特现象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城市更新，还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文化体验产生巨大的挑战。对此，我们不仅必须时刻保持自身对城市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而且还应当始终培养一种实践品格，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直面中国城市社会的重大公共议题，参与公共辩论，强化公共意识，增进公共理性。

城市更新对居民日常生活结构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开发理念发生了五次明显的变革，最终促进了城市更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五次变革大体是：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60年代的城市振兴(urban revitalization)、70年代早期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80年代的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和90年代的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与六七十年代早期的城市更新不同的是，八九十年代以后的城市更新不再完全关注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边环境或出行、购物、娱乐及其他物质层面的生活设施和环境需求情况，而是逐步转向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与经济复兴，以及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和人的精神层面的重建。因此，城市更新也由此逐步转向了城市再开放和城市再生，城市更新的社会文化内涵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

在现阶段，我国城市更新往往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宏观层面的城市改造运动，且具有强烈的计划性、目的性和功利性色彩，其典型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过于强调城市更新中的物质化、技术化过程，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社会化、现代化过程。城市更新的根本目的是在为城市居民生活创造更好、更有效的生存环境，因此，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上了。我们不是为了城市而进行城市更新，“城市”只是我们城市更新的客观对象，而作为城市主体的“人”才是行动的根本目的。所以，作为主体的“人”应该是城市更新中的“核心”。城市更新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完善自我的过程，是“人化”的过程。

二是过于强调物质层面上的城市更新，忽视了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本身应该包括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城市更新和社会文化与制度层面的城市更新两个维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并不是按照城市更新的两个维度平衡发展的要求同步进行的，其结果在宏观层面上造成了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城市更新快速发展与社会文化层面的城市更新相对不足的严重失衡，或者干脆只有物质与技术层面的城市更新而没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城市更新。

三是过于强调城市更新中的表面特征，忽视了城市更新的本质与内涵。比如，过于追求土地、资金、建筑、道路等“数量”上的扩张，而对城市更新中的“质量”重视不够；比较重视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等物质方面的“硬件”改造，而在城市精神文明、人文素质等“软件”方面的配套改造严重不足。城市从本质上看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城市更新应该体现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服务精神。

四是过于强调城市更新中政府部门及其领导的推动作用，忽视了广大社区居民的参与性和能动性。其表现主要体现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定多，自下而上的城市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和建设少。一些城市政府以所谓加快城市更新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严重损害郊区农民的利益。还有一些城市为加快旧城区的改造，不断地将社区居民往郊区赶，结果许多社区的社会文化空间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结构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这种宏观上的城市更新运动在政府看来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首先，城市要发展，就必须进行一定的城市更新；其次，任何的城市更新都是政府经过严格的规划，按照一定的工作程序和方案有计划地实施的；再次，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被动迁的居民都按照有关规定得到了及时的安置和补贴。这些都是政府进行城市更新的正当理由。但在微观层面上，它却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结构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破坏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居民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的改组，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邻里关系的中断等这些可观察到的损失，而且还有社区归属感的丧失，心理认同的弱化，社会文化空间的破损，以及对未来前景的迷茫等这些隐藏于居民内心世界的紊乱。对于习惯于在一个社区生活多年的城市居民来说，他从小就已经养成了那种在特定环境下生活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心理特征，不管其生存的环境状况是好还是差，但都早已形塑成了他生活结构中的一部分。城市更新可以改变居民原有的客观生活环境，但却无法还原已有的生活结构，居民可能会在居住环境上有所改变，但并不会因此都过上了幸福的城市生活。尤其是那些城市中下层居民，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可能会因城市更新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和精神压力。

以人为中心，夯实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文化基础

城市更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重点和难点不在于物质—技术层面的建设，而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建设。城市更新的过程不仅是城市社会文化属性重构的过程，也是人的深度城市化的过程。在城市更新中，“人”始终是最为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没有人口的集聚，就没有城市的构成，更没有城市更新的再发展，城市更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体现在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上。因为人不是可以像棋子一样被任意摆在什么地方的，人与人之间存在包括家人、亲属、同乡、同学等相互重叠的复杂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不同的文明质态。因此，城市更新必须考虑到一种人际关系的尽可能修复和重构，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接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更新实际上就是城市社会文化的更新过程，也是城市居民不断完善自我的一个过程。城市更新应该着重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服务精神，重视具有城市社会文化内涵的“质”的建设和“人”的自我建设，通过夯实城市的社会文化基础来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位和发展质量。

但在以往的城市更新理论中，我们通常的议题是集中在城市化和城市更新本身之上，其具体做法往往就是把城市居民当作人口搬迁与住房安置的对象来看待，这种认识在城市更新中势必形成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居民按照城市规划和政府相关政策搬迁和安置好了，城市更新目标也就实现了。把城市更新的理性认识水平仅定位于人口搬迁与住房安置，只是抓住了城市更新中的表面现象，而并未真正揭示出城市更新中“以人为中心”的本质。这种思维方式说到底还是就城市更新谈城市更新，谈论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城市更新本身的好坏问题，其理论的最大不足是难以从理论本身说明城市更新与居民自身发展的关系。因此，要重建居民的生活结构，夯实城市更新的社会文化基础，首要就要改变我们长期以来以城市更新为本位的思维方式，真正树立起“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更新思想，转变观念，从受城市更新影响的居民群众出发考虑问题，这才有可能恢复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结构体系。因为对每一个居民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结构和人生轨迹，我们不能因为城市要发展就以城市更新的名义一夜之间将之解构与消除。

现代城市始终处于“社会与文化”的核心位置，是我们理解整个人类社会与文化变迁轨迹和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也是人、社会、环境多向互动的重要场所。因此，在“现代性反思”的视野中，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考量中国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历程、社会动力机制和文化影响力，而且必须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要放置到与经济环境、人文地理、自然生态和政治格局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予以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要从城市更新的社会文化基础出发，将人置于城市更新的中心地位，在夯实城市更新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同时，不断实现人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整个城市的更新与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