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存在缺陷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财富快速增长，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日益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但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发，恐怖主义事件此起彼伏，难民泛滥成灾，国家及劳资之间收入水平日趋扩大，贫困、失业等问题不断加剧。为此，国际社会曾提出一个又一个解决方案，但似乎均收效甚微，全球治理进入了“碎片化”阶段。这种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从而导致世界秩序失调的现象被称之为全球治理失灵。

    那么，为什么当今的全球治理会出现失灵呢？原因是在于国家，还是在于体系？部分学者试图从不断变化的时代条件与落后陈旧的全球治理理念之间的矛盾寻找答案。本文认为，尽管全球治理失灵有多种表象化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

    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确立了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民族国家遂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的基石。由于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国际社会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国家会自发追求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用权力去界定利益，另一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利益增进。与之对应，国际秩序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供给：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10—2003）主张霸权治理，即由少数强国尤其是霸权国家充当“稳定器”，制定游戏规则，其他国家则可以选择“搭便车”；而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1941—）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国际组织部分行使世界政府职能，国家可通过国际机制进行利益协调，从而实现对“囚徒困境”的逃逸。但由于国家在有限理性支配下的机会主义倾向，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是不足的：前者无法解决霸权国家既“踢球”又“吹哨”的悖论，后者则面临着国际组织权威性和强制性不足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与市场日益分离，新的国际生产关系不断形成，从而造成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结构的衰落和全球治理的失灵。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商品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不断消蚀着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引发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浪潮，使一些国家饱受经济难民、文化冲突和恐怖主义的折磨。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贸易经济自由化、完全的市场机制和全盘私有化的药方，即“华盛顿共识”，但成效不彰。由于不存在一个全球转移支付系统，自由竞争在实现更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拉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据统计，从1986 年到2014 年，世界上10 个最富国家与10 个最穷国家的人均GDP之比由125 倍上升到了218 倍；另据慈善机构乐施会的研究，2016年占全球总人数1%的富人群体所拥有的财富可能超过其余99%全球人口财富的总和。

    一言以蔽之，基于民族国家间政治的全球治理模式存在内生性缺陷。尽管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为国家间的发展与安全合作提供了多种制度化运作平台，但国家主权让渡的有限性决定了当今问题存在的绝对性、永恒性。治病需要从根源上着手，这迫使人类超越传统理论对合作的阐释，将全球治理的视角从国家转变到超国家层面上来。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 Jürgen，1929—）和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1943—）所指出的那样，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传统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民族国家需要被超越，在此历史关口人类需要做出新的选择。

    二、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精神和物质优势

    世界回荡着谋求改革的声音，而改革需要新思维和新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因应了当今全球治理失灵的现实困境，试图以新的理念和新的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是中国努力改革全球治理的一次有益尝试。雄心与能力未必永远匹配，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特定物质和精神条件才能在引领人类发展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和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世界大国，文化、发展及地理上的多种优势决定了中国是最有可能开启全球治理新模式，从而带领人类彻底摆脱安全困境、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国家。

    一是中国的文化优势。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至今的国家，是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的完美统一。中国崛起是一个五千年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古老“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华夏大地虽历经王朝更迭，但始终不离文明之大系，不管政治制度如何变迁，都有一个恒定持久的价值标准，薪火相传，延绵不绝。儒、释、道三家精神合一的中国文化，入世而不拘泥，出世而不脱俗，在世俗的物质世界与理想的精神王国之间找到了均衡，而这正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所匮乏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曾指出，如果到21 世纪，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还不能领先于世界，那么人类的未来将是灰暗的。

    二是中国的发展优势。中国的发展成就有三层意义：一是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与参考，二是所积累的财富与技术可为对外合作提供物质基础，三是这些财富和技术赋予中国破除外部阻挠的能力。至2016年，中国GDP规模已达11 万亿美元，进出口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制造业规模大致相当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1.5倍，反映金融实力基础的广义货币M2余额也达到了美国的1.7 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引擎，大约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30%以上。中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技术实用且价格相对低廉，可以为广大后发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提供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金、技术和设备，这使中国成为这些国家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倚重的极少数大国之一。

    三是中国的地理优势。世事多变，唯有地理因素不变。优越的地理条件是中华文明之花盛开的摇篮，是中国成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政治主角的基本依据。地理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基础性变量。关于历史演进过程中地理因素的作用，孟德斯鸠、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多有卓见。欧亚大陆历来就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而中国是欧亚大陆上人口第一、面积第二大国，仅仅是国家规模就没有其他国家能企及。位于最大陆地和最大海洋之间，兼具海陆优势，这为中国向外辐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提供了便利；中国占据最大一块温带季风区，加上长江与黄河流域两大冲积平原，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在全球政治经济重心从北大西洋向西太平转移的今天，地理条件所赋予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力量更为凸显。

    三、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案

    当今世界已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旧世界，另一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世界，如何实现从旧理念、旧秩序向新理念、新秩序的和平过渡是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尽管当前“一带一路”只能依靠民族国家间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来行使功能，但它内部已经包含了某种融合民族国家的种子，因为“丝路精神”的实质就是“和”，而“和”的结果必然是促进民族交融、构建人类共同身份，最终形成人类共同体。“一带一路”是基于中国理念和情怀的全球治理新实践，是中国主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探索，其“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指导理念上，“一带一路”倡导国家平等协商，主张摈弃实力定义一切的西方政治哲学。

    近代以来西方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进程，所谓“普世价值”也是以西方的“启蒙价值观”为基础。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深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传统的影响，相信权力是一切政治的组织基础。正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04—1980）所说，民族国家行为的本原在于追逐权力、保持权力和炫耀权力，人性中追求权力的欲望源于“孤独”的人类状况。现有国际秩序是随着殖民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而形成的，以争夺世界霸权、缔结争霸的军事同盟和信奉强权政治为特征，以控制和掠夺为宗旨，深深打着西方意志的烙印。

    中国历来主张以和睦、亲善、友好的原则处理邦交关系。《左转》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君子和而不同”。“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强调各国应在合作中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目标，确定合作领域，找到利益交汇点。中国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不分国家大小、不分宗教、不分社会制度、不分发展水平，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把“民心相通”作为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国儒家“仁得天下”的政治思想，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

    其次，在道路实践上，“一带一路”坚持从排他封闭走向包容开放，强调各国间的合作共赢。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就有少数几个强国凭借自身实力各自把持势力范围，并以自己的货币为武器构建相互排斥的经济集团。由于缺乏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有效协调，随着集团间的经济发展失衡和矛盾激化而导致冲突和战争，给世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和全球生产贸易网络已经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不可能退回到过去孤立主义盛行的封闭时代。但由于历史原因，今日的国际合作多由西方国家发起和主导，所构建的制度框架大多反映这些国家的价值偏好与利益取向。出于全球争霸或维持自身优势的需要，西方大国时常把区域合作当成实现地缘战略目标的工具，利用自身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拉拢与分化，从而使本应单纯的区域合作变成某种形式的排他性“俱乐部”。

    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着深厚的地缘战略背景，一些学者认为它实际上是广义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通过构筑贸易集团制约中国的战略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是一个盯住中国的排他性小团体。尽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经过权衡决定退出这一计划，但TPP 成立的战略意图并未因此被否定。

    与西方相反，中国文化具有“厚德载物”与“海纳百川”的大度，始终对异质文化保持开放与包容态度，能不断吸纳外部精神成果来充实自己。“一带一路”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在空间上，“一带一路”虽然建设重点在亚欧非大陆，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没有一个绝对的边界，而是面向世界所有国家。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来划界，无意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地区秩序。“一带一路”通过“五大共通模式”和“六廊六路”、“多国多港”联通彼此，并与相关国家的倡议、战略和政策对接，由此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及市场的深度融合，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五通”是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六廊”指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包括中蒙俄、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和孟中印缅。“六路”指公路、铁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编注）

    第三，在价值目标上，“一带一路”倡导从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升华，强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国家主义”是以国家公民身份看待问题的世界观。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是类似于人的具有理性的行为体，市场存在一只“无形之手”引导各方通过博弈均衡实现国际秩序。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会导致“合成谬误”，即每个国家都从个体理性出发往往会造成集体层面的安全困境、贸易冲突等非理性结果。

    “世界主义”在指导思想上以世界为依归，要求以合作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消弭民族间差异、误解与冲突，用世界整体论取代国家中心论，其最高理想是追求人类普遍的祥和与富足，而不是单个民族的安全与繁荣。

    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就潜藏着丰富的“世界主义”理想，主张“万物之统皆归一”，提倡“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中国的世界主义大致可归纳出四个特征：（1）内涵及层次极为丰富； （2）实体间关系是可以转化的，转化是自愿、和平的；（3）主要动力是文化吸引力和同化力；（4）最终天下可以和为一家。

    “一带一路”倡议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终极目标，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是中国传统博爱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人类共同文明——世界文明建设的新方案。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基于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出现失灵的内在逻辑，归纳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引领世界发展的基础性优势，分析了“一带一路”与传统模式在指导理念、道路实践和价值目标上的区别。

    中国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到特定高度的历史产物，它顺应了全球政治经济重心转移的历史趋势。“一带一路”倡议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搭建起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的桥梁。21世纪的中国将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使命意识，以“天下一家”的宽广胸怀，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坚持与不同肤色、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通过共同努力，开创“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人类发展新局面。“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世界得“一带一路”终将收获和平。

    作为基于中国理念和情怀的全球治理新实践，“一带一路”不仅会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亦将成为中国引领全球包容性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