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文明进步的标志，自然是工业和经济创造的现实力量，以及伴随着它们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虽然某种特定的技术技能从一开始就属于人类，并且人类正是运用自己的技术技能，在所有的历史时期，有计划地通过劳动建设自己的生活世界；但只有在19世纪，人类才真正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有目的地改变和重建自己的整个生活环境。这种突进式上升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人们能够以此为依据把世界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

一、德国的工业化路径

除了英国、法国和与欧洲有着经常性联系的美国，德国也参与了那个时代的工业化进程，并且不久就赶上了与其他工业国的发展距离。机器逐渐取代了手工；操作机器的人，沦为工人。欧洲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欧洲外国家。后者在其工业化进程中不免或多或少意外地受到前者的干预。与欧洲外的国家相比，欧洲各国有着实现工业化的更好的精神准备。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在很早以前，就创立了一种使新时代工业化逐步成为可能的世界观。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真正的现实性，无疑应归功于现代科学。

因新的机器效能原则而出现的新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在18世纪就已经发明的蒸汽机，不仅意味着当时刚刚出现的工厂加快了生产进程，而且为交通运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帆船日渐为汽船所取代，从而使经济贸易的越洋联系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规模。与蒸汽机的发明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英国人格奥尔格·斯蒂芬森（Georg Stephenson）发明了蒸汽火车头。1835年，从纽伦堡到菲尔特铺设了德国第一条铁路；没过几十年，铁路网就已经连接了德国所有的重要城市。在世纪之交引进的涡轮机，汽油、柴油发动机以及西门子的电动机，开辟了新的能量来源。各种汽车的发明，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延续至今的发展。小型水坝和大型水电站，利用水力资源，确保了全国的电力供应。凭借丰富的煤矿资源，鲁尔区成了经济潜力极大的工业区。工厂、煤矿和工人居住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给人一种劳动将永无休止的印象。除了鲁尔区、上西里西亚、萨尔河畔以及埃森克虏伯工厂致力于生产钢铁的重工业，德国也发展了其他工业，尤其是化学和光学工业，如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蔡司光学镜片公司。当时的德国正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家。

18世纪末，在欧洲其他国家开始工业化之际，德国还是一个农业生产国。19世纪初，农民普遍获得解放，给德国农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在德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加洛林时代出现过一次可以与其相比拟的改革。在法律上解除等级权利的差别；从此时起，决定人的权利的，仅仅是财产的多寡。每个人，不管是农民、资产者还是贵族，都拥有购买土地的权利。劳役和赋税可以转换为地租加以解除。纯粹的经济考虑，成为人活动的第一动机。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使人们可以转向一种新的合理的经济经营方式。但也有许多农民在当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取消了原有的农民保护措施以及保护农民利益的债务限制，许多农民因为负债过度而不得不变卖地产。工业化进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危机。那些能够维持和修缮自己农庄的农民，也只得要求自己适应经济的各种要求。新的耕种和畜牧方法，以及机器作为劳动工具的采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发明和推广的化肥，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正是凭借着这些新技术、新工具和新的耕种方法，德国农业才没有因为工业化而遭遇彻底崩溃。甚至在进入20世纪以后，当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时，德国的诸多地区仍然可以保留浓厚的乡村情调。但是工业进步的确彻底地影响了人生活的一切领域。由工厂成批生产的纺织品，不久就挤垮了家庭纺车和织布机。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不仅以一种简便的方式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节省了时间和劳力。

从对石油、燃气以及后来对电力的应用中就能看出，技术进步甚至改变了家庭生活和家务操持。此外不能忘记的是，这个时期卫生条件的改善。首先是供水管道系统的改善。应当客观地说，19世纪的这些技术成就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或某些个别国家。作为被人视为国家主权和国际威望而不可放弃的武器装备，也必须以最新的技术加以更新，企业因此而得到回报丰厚的国家订单。人们有能力建造铁甲舰，生产鱼雷和重机枪。在技术的进步中，却隐藏着一种悲剧，似乎如果不极大地提高毁灭人的武器的杀伤力，就不能体现人类的技术进步。

电话电报、新闻报刊和无线电广播的发展，改善了通讯事业。照相技术的发明带来的进步，一直惠及现代电影、电视。奥斯卡·冯·米勒（Oskar von Miller）在慕尼黑设计和建造的德意志博物馆，陈列了工业化进程中各个阶段的发明和发现，形象地再现了德国工业化的历程。

工业化使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发展。一种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动力，造就了新型的企业家和企业精神。如果说，18世纪前的经济发展是由诸侯、上层等级和行会发起，规划或限制的，那么从此时起，经济的发展仅仅取决于物质成就。人们只考虑实物价值，甚少顾及利润追求与伦理-宗教原则的兼容性。德国精神建构时代更注重质的思想，被日益转变为更加关注量和算计。当然，尽管对量的计算成为一种时代趋势，但仍有许多企业，尤其是那些以个人威望和才干实施管理的家族企业，保留了德国古老的手工业阶层规矩正派、诚实可靠的生活理念与品行。

二、三个阶段

19世纪的德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直到1830年左右，社会依然保守，民众则顺应于一种“毕德迈耶尔”市民社会特有的享受生活和知足的态度。后来通过引进工商业自由理念而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帮助德国进入了欧洲整体经济发展的轨道。商品的价格按照需求加以调节，当然也得顾及同行业同种商品的价格水准。作为经济运转所需资本积累基础的银行业，运用各种手段保持货币流通。1834年设立的德国关税同盟，消除了德意志各邦国间的关税壁垒，给德意志国家内部的商业贸易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当时德国的主流经济理论家之一，他所主张的经济温和主义，其实在那个时代已经超越了经济自由主义。

1880年左右，社会上爆发了一场反对当时已暴露出明显缺陷的纯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运动。随后，在新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到处设立了税卡，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各大公司结成卡特尔企业联盟，以防止同行相互倾轧而倒闭。农业方面，建立了各种不同经济目标的合作社。与18世纪中叶的几十年相比，国家正在以日益递增的能量，组织和掌控经济。国家借助自己的管理机构，干预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德国在此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开拓国内市场，帮助所有阶层的民众受益于工业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繁荣。这套行之有效的内部贸易运转措施，为德国进入世界贸易市场创造了良性的前提。但是如果人们从宏观上展望整个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由此认为这是一场内部有严重缺陷的巨大的外在化进步，这种观点也是无可辩驳的。这种发展的双向轨迹，铸就了19世纪的整体文化现象。

由于人口的大量增长，特别是背井离乡的工业无产者增多，出现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产业工人没有任何地产和房产，完全依靠在劳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身处一种不堪设想的经济、社会境况中。每日工作持续12个小时之久，即使在德国的工厂也存在着未受社会保护的女工和童工。在建造厂房时，尚未考虑到如何营造轻松的劳动环境；同样，在设计工人住房（即所谓简陋的廉租房）时，也不会特意为一个家庭留出足够的生活空间。持久的经济不安全因素和经常性的失业威胁，更加重了工人的社会苦难。这种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感受，使无数的工人群众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敞开心扉。虽然有一些教会组织的社会福利工作，如内心使命（Innere Mission）、卡里塔斯慈善社（Caritas）、科尔平团体（Kolpingverein）以及一些个人的慈善活动，却远远跟不上社会的需求。

只能寄希望于彻底改革和重组这个社会，并将其作为唯一的出路。工人组成的工会开展反抗企业资本家、维护自己利益的活动。俾斯麦政府采取的社会保障措施，才使得德国工人阶层的处境在19世纪末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工人居住区。在工业社会中，居住地与劳动场所的分离，导致原本与传统习俗紧密相连的家庭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社会阶层的变革和重组，也影响到原本享有特权的贵族。他们原有的领主地位日渐式微，越来越相似于地位获得上升的中产阶层。那些没有进入工厂大生产的手工业者，现在则主要从事修理和安装的劳动。由各个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组成的大资产者阶层，在社会重组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

人口出生率伴随着工业化而增长。婴幼儿的死亡率递减，期望寿命值递增。这些变化主要通过医学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而得以实现。化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科学知识，为医学发展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罗伯特·科赫1862年发现了结核杆菌，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1864年发现了白喉血清，康拉德·伦琴（Konrad R ntgen）则在其后一年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X光射线。鲁道夫·菲尔科夫（Rudolf Virchow）是19世纪最为著名的医学家，他也曾致力公共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人口的增长导致在农村无法找到工作的劳动力流向城市，或者加入前往美国和其他德国殖民地的迁移浪潮。在美国的德国移民将自己的德意志文化维护了几代人之久，后来其便作为一种文化要素融入美国的文化同化过程。德国的城镇急速发展成大城市，也造就了一种乡村城市化的趋向。这自然给所有阶层都带来了思想活力，但随之也出现了传统生活习惯的异化。

注：本文节选于《德国文化简史》，威廉·格斯曼著，王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