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近年来,通过不断加大投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立,城乡公共文化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与农村居民的多元化需求相比,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送电影下乡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农村居民免费放映公益电影有助于农村文化建设。在送电影下乡服务中,除了放映一些寓教于乐的娱乐性影片外,还放映宣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知识以及教授种植、养殖技术的影片,不仅可以丰富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还可以增加其科学和法律知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此外,农村电影放映还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对促进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和谐和身心健康都有积极作用。通过共同参与村庄内的观影活动,还可以增强农村居民的村庄认同感,调动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效果。作为一项寓教于乐、老少皆宜、影响人数众多的传统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送电影下乡和农村居民关系密切。但是,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了观影人数少、观影效果不佳等问题,如何提高送电影下乡服务供给效果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本文将通过考察送电影下乡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借鉴现有一些研究成果,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提出一些思考。

围绕本文研究主题,本部分主要从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影响因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四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不少研究表明,农村公共文化呈现衰落趋势,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拥有的私性文化资源日益丰富,农民的私性文化活动逐渐增多。与之相比,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却严重式微(吴理财、夏国锋,2007)。村庄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特征日益弱化,农民文化主体性丧失,传统文化再生与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内生动力不足,农村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基础秩序”开始瓦解(陈波,2015)。农村公共文化陷落和衰败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农村公共文化形式这个外壳在剥落,其实质则是农村传统文化中公共理念的消解(吴理财、李世敏,2009)。农村公共文化的衰弱对农村社会秩序、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张良,2009)。夏国锋(2011)的研究也表明,农民生活伦理弱化和公共精神缺失与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式微相关联。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和对象、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和提供方式、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才队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机制以及相关的制度、政策、法规和监督机制(苏红,2009)。通过不断增加投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但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从供给方式上说,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政府大多注重“送文化”,而忽视“种文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少对内生机制的培育,以至于农村公共文化缺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李少惠、崔吉磊,2007)。此外,中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还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效率不高等问题(张天学,2010)。徐双敏、宋元武(2015)对湖北省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在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内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同区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存在供需契合度不高的问题。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受多种因素影响。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文化建设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和村级组织面临一系列困境,农村文化建设出现了供给乏力和监管缺失等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参与不足,农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李祖佩,2013)。农村居民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对象,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纯收入等会影响其文化活动方式选择、文化资源利用、文化信息接收渠道、文化消费支出、文化参与意愿等,进而影响到农村文化建设效率(王见敏,2012)。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层次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程娜,2011)。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要有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合作型供给模式和社会化主体主导型供给模式,中国应逐步建立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李少惠、王苗,2010)。其中,政府对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可以分别采取免费直接提供、全额出资购买和对公共文化服务给予适当奖励三种方式(李燕,2006)。曹爱军(2012)认为,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要实现农民的文化发展权,就需要继续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模式的嬗变,使其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向参与式治理型转变。

现有研究表明,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居民的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向多元供给转变。现有研究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践提供了参考。同时,分析和总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践经验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为做好农村电影工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1998年,国家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农村电影放映“2131”目标的通知》,提出要实施农村电影“2131”工程,即21世纪初,在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一个村一个月放映一场电影。为了更好地落实“2131”工程,2000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的通知》,“2131”工程开始全面实施。2002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实施“2131工程”加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健全农村电影经费保障机制。2007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将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列为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提出要建立公益放映补贴新机制,到2010年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同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化部制定了《关于做好农村电影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十一五”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建设规划》,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制定了《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实施细则》。2008年,国家财政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制定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制定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管理实施细则》。2010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推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农村电影可持续发展资金,加强对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的监督管理,提高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公司的市场经营能力。2015年,《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中提出,要为农村群众提供数字电影放映服务,其中每年国产新片(院线上线时间不超过2年)不少于1/3。同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体育总局制定了《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积极有序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其中包括公益性电影放映活动的组织与承办。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文件。

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文件为送电影下乡服务提供了指导和规范。从实施农村电影“2131”工程以来,送电影下乡服务取得了较大进展。据统计,截至2016年5月底,全国农村已成立数字院线315条;截至2016年5月31日,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共有可订购影片3431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实现了有电影可看,不少放映队配备了流动放映车,不少地方由放映胶片电影转向放映数字电影,由主要放映旧影片转向放映新影片,由室外放映转向室内放映。但同时,送电影下乡服务存在部分地区放映和观看难度大、观影率不高、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等问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从增强供给力量、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改善放映和观看条件、丰富影片内容、扩大覆盖人群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努力。

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电影放映需求大,但电影放映难度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一些边远山区的农村。在这些农村地区,自然村之间、自然村与行政村驻地之间距离较远,各个自然村的村民要在晚上集中到某个地方观看电影难度比较大。这部分人群由于缺乏娱乐项目,对电影放映服务需求很大,但这种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还有一些地区,由于推行撤乡并村,一个行政村覆盖范围很大,包括的自然村比较多,要把那么多自然村的人聚到一起观看电影,难度也比较大。

虽然政府相关部门设立了专项资金积极推进送电影下乡服务,但有些地方观影率确实不高,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出现观看电影的人没有放映电影的人多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电视、电脑、手机及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农村居民可以很方便地收看到丰富多彩的影视节目,再加上送电影下乡所播放的影片通常都比较陈旧,对农村居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吸引力不足。二是农村外出人口越来越多,留守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如果选择在农忙季节或非节假日放映电影,观看电影的人数自然比较有限。三是老人、妇女、儿童是当前农村主要的留守群体,但不少地方放映的影片并不针对这些特殊群体,所提供的服务和这些群体的需求有较大差距。而且,电影放映时间一般安排在晚上,存在安全隐患,不利于这些特殊群体观看影片。四是有些地方农村居民更偏好戏曲等地方文化,对电影兴趣不大。目前不少地方已经根据农村居民的需求,开始免费提供送戏剧下乡、送演出下乡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足额的资金是送电影下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关考核制度,领导不重视,或因经济发展落后财政能力确实有限,或专项资金被贪污、截留等原因,部分地区存在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的情况。由于资金不足,不能及时、足额发放电影放映员的工资和补贴,影响了农村电影放映队伍的稳定性,部分地区出现了放映员不足的情况。同时,由于资金有限,一些地方不能及时更新和维修放映设备,没有能力订购价格更高、更有吸引力的新影片,农村电影放映质量和效果都受到了影响。

为解决送电影下乡服务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供给能力的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提倡农村电影放映主体多元化。开始实施农村电影“2131”工程时,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要把县级电影公司发展成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的主体,同时大力扶持个体、股份制放映联合体等多种所有制的放映队伍。自2007年开始,国家实行“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的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新思路,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电影工作,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培育发展国有、民营、个体等各类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主体。另一方面,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和放映经营单位通过与其他单位、企业合作,增强送电影下乡服务的供给力量。例如,2015年,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省禁毒委员会合作,在全省4万多个行政村普及放映了一次《诱惑·罪恶·毁灭——合成毒品警示录》,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不但通过部门间合作,丰富了送电影下乡服务的内容,同时,通过农村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了禁毒宣传教育的效果。在确保公益放映场次的前提下,政府鼓励农村电影院线公司面向市场经营。一些地方电影放映经营单位通过投放广告和地方企业合作,改善了农村电影放映和观看条件,提高了农村电影放映质量和效果。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向农村居民提供免费电影放映服务。例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了“百花放映”电影公益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了“希望工程数字电影”公益项目。

2000年,国家主要是采取政府扶持和市场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农村电影放映问题。从2002年开始,按照“国家专项资金补贴、社会多种渠道筹措”的思路,在建立健全财政补贴专项资金制度的同时,通过科教片专场、爱教片专场、农民自愿包场、“影企联姻”、村提留筹资等多种渠道解决农民看电影收费问题,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和村庄积极发展固定放映场(点),实行售票放映。2007年,国家改进了对农村电影的扶持方式,由“按人拨款”转变为“按事拨款”,即根据农村电影放映单位为社会提供的公益性农村电影放映服务的规模和质量来确定财政拨款的数量。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配备数字电影放映机和流动放映车,以提高放映效率和放映质量,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二是有些地方农村电影放映逐渐由室外转向室内,解决了农村电影流动放映易受天气、场所影响的问题。例如,在放映场所利用方面,新疆利用现有村镇文化室开展放映,大力推进冬季放映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参考。国家电影数字节目中心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目前正在全国条件成熟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城镇影院使用专用放映设备,开展公益电影进入城镇商业影院放映试点工作,该试点工作有助于利用现有资源改善观影条件。三是农村电影放映分步实现GPS全程监控,电影放映由人工管理转入卫星监控,以解决放映数据造假失真问题。由于监管措施不完全到位,在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中曾出现放映数据统计不实的问题(张绪韶,2009)。2010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要求各省整合农村电影市场,利用GPS、GPRS和放映信息回传技术,建立以省为单位的监管平台,加强对农村电影放映情况的监督,以确保电影放映数据真实有效。四是通过举办农村电影管理服务培训、放映员职业技能竞赛以及提高放映员工资和补贴水平,进一步提高放映员放映水平和工作积极性,为促进送电影下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不少地区进一步细化了各院线订片环节,增加订片轮次,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国产新片。不少地方还自己创作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影片,更好地满足了农村居民的需求。例如,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拍摄的吕剧电影《幸福公寓的笑声》,既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也传承了吕剧。2015年以来,湖南省拍摄了祁剧电影《李三娘》、《王化买父》,在全国共订购89343场,既传承了湖湘戏曲文化,又满足了农村居民观看地方戏曲的需求。

在部分地区农村居民观影需求不足的同时,城镇地区存在部分人群的观影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进入城镇,成为为数众多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在城镇电影院观看电影通常需要支付比较昂贵的费用,农民工群体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观影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针对这一问题,不少地区扩大了送电影下乡的覆盖人群,在原来农村居民的基础上,增加了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据统计,2015年,湖南省全年送电影进工地、进厂矿、进敬老院、进学校等达33000多场,丰富了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工生活。

前述分析表明,从实施农村电影“2131”工程以来,送电影下乡服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时也存在部分地区放映和观看难度大、观影率不高、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等问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从增强供给力量、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改善放映和观看条件、丰富影片内容和扩大覆盖人群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中国的国家软实力,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根据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和送电影下乡服务的供给经验,本文就如何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提出几点思考。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众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政府的单一供给和农村居民的多元化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为解决政府供给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多元化需求的问题,应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引导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建设和发展农村文化志愿者队伍,组织文化志愿者提供专业的公共文化服务,解决部分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资金不足、文化人才缺乏的问题;各地要充分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比较容易被农村居民接受,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要充分调动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象的农村居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村居民在享受政府和其他有关组织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把“送文化”和“种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由于中国大部分村庄集体经济薄弱,村庄内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严重不足。如果政府没有设立专项资金开展送文化下乡服务,或对村庄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供奖励和补贴,村庄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就会严重不足,农村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也就没有保障。政府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力量,承担主要供给责任,要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以确保农村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财政支持能力也千差万别,对于财政能力比较弱的市、县,要适当增加中央、省级政府承担经费的比例。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加强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要制定和严格执行相关的考核制度。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目的是使农村居民受惠,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是供给效果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不管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得不到作为供给对象的农村居民的认可,这种投入的意义也是非常有限的。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把需求调研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提供服务前充分了解农村居民的需求状况,包括需求内容、希望供给的时间和方式等。同时,由于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需求不同,需要进行大范围调研。

了解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可以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基层干部直接入户了解农村居民的需求;二是现代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广泛调查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成为可能,相关部门可以协调建立有关平台,通过手机、电脑等直接了解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考虑到这种需求调研与调研对象的利益密切相关,因其最终目的是使调研对象受益,预期会得到调研对象的支持,调研内容也会比较真实可靠。

相关部门根据需求提供服务可以提高服务效果,避免无效供给。例如,对送电影下乡服务,可以弹性分配放映指标,而不拘泥于每个村每个月放映一场电影。对于确实没有需求的村庄,可以不放或少放,而对于确实有需求的村庄,可以多放一些,避免出现为放电影而放电影的现象。

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数量众多,而且不同供给主体的素质也千差万别,如果供给过程中不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进行监督和考核,供给主体的行为没有受到约束,就有可能发生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行为,不仅会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不高等问题,还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使农村居民对政府有关部门的信任度下降。为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果,政府需要组织有关力量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和客观评价。从内部来说,要通过严格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对供给过程和供给结果进行监督。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特别是不能忽视对供给过程的监督。为提高供给效率,政府应逐渐由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但政府服务方式的转变只是改变了供给方式,供给责任不会由此消失,政府要做好监督工作,确保有关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合同的要求向农村居民提供服务。同时,为避免同是“裁判员”和“运动员”带来的问题,要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客观地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状况进行评估,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有关政策提供参考。

由于有多个部门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同部门的供给内容会有一些交叉,从而可能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闲置浪费。对此,要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和沟通,形成合力,以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在农村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整合基层文化宣传、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方面的设施,整合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项目,发挥基层文化公共设施的整体效应。部门间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同时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闲置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