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虽然是现代政治科学的概念, 但也可以视之为一个有政治现象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古代中国有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重要命题, 也有关于“人存政兴, 人亡政息”的政治经验, 其实说的就是政治认同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提出了一条被其称之为“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 那就是“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 也揭示了政治认同的基本要义。

政治认同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原因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拉丁文化淡出, 出现了认同的空间, 民族认同正好填补这个空白。进入21世纪后, 政治认同的问题更加突出。欧盟从解决问题的工具性组织转变为半成型的政治实体 (part-formed polity) 以来, 政治认同对于欧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美国拉美裔 (Latino) 族群政治认同成为美国政治中“沉睡的巨人” (Sleeping Giant) , 而且拉美认同 (Latino Identity) 的不同形式还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中国香港地区的政治认同长期摇摆不定。种种现象表明, 政治认同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是影响人类政治生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政治认同对现实政治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政治认同的研究依然显得不够。已有研究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重视国家特征对于政治认同构建的作用, 二是突出利益满足在个体政治认同形成中的基础地位。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政治认同大有裨益, 但是忽略了个体以及群体的情感因素在政治认同中的作用。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 分析情感因素对于政治认同的作用及其机制。因此,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民众是如何形成政治认同的?在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情感因素有何作用?这些问题是政治认同研究中必须给予关注的基础性问题。

从词源上来讲, 政治认同的概念由政治和认同组成, 这两个词本身都具有很复杂的含义, 两者组合在一起的含义也就显得更加模糊不清了。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都对这一议题有所探讨, 在这些研究中, 政治认同总是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合法性等词汇混杂在一起。从语义上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 区分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关联, 是准确理解政治认同及其现实影响的根本。

政治认同和合法性都是用来表示一个特定政权及统治者获得民众支持和拥护程度的概念, 两者之间有很多共性。通常认为, 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一部分, 是政权合法性的情感来源和社会情感基础。按照马克斯·韦伯经典的三分法, 合法性有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三种基本类型。除了法律和制度外, 对传统文化和超凡领袖个人魅力的认可也都是合法性的来源之一。阿尔蒙德对于合法性来源有经典的分析:“一个传统的社会中, 合法性可能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 取决于在制订和执行法律时遵守某些宗教习俗, 以及取决于这些决策的范围和内容。在一个现代的民主政治体系中, 当权者的合法性将取决于他们在竞争性的选举中是否获胜, 取决于他们在制订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可见, 是否遵守宪法程序和法律制度只是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民众对于这些宪法程序和制度形成的态度就是政治认同, 因而政治认同可以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要义。总而言之, 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前提, 政治认同在合法性建立的过程中占有最为基础的地位。

国家认同是与政治认同联系最紧密的概念, 但是这两者并非完全重合。在内容上政治认同从属于国家认同;在认同对象上政治认同不限于国家, 范围超出民族国家。从认同的内容来看, 国家认同由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组成, 政治认同只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从认同的客体来看, 政治认同的范围要大于国家认同, 只有当政治认同的实体是现代国家, 或者把国家定义为广义上的政治实体的时候, 国家认同才等同于政治认同。但是除了民族国家以外, 超国家组织或者地区性组织也是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

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原本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议题, 但是由于现代国家多数都是民族国家, 民族认同成为国家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国家认同又与政治认同具有重合的部分。这样, 民族认同也就与政治认同联系在一起。民族认同是一种文化认同, 而非政治认同。从源起上来说, 民族认同是一种自然性社会认同。尽管对于民族的认定存在很大的争议, 客观特征认定或者主观认同构建的界定方式都不尽如人意, 但是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成为本族与他族区分的边界, 以及由此会形成共同的集体认同。因而民族认同相比构建出来的政治认同更具有自然社会属性。

社会认同是一个较为宽泛和复杂的概念体系, 是连接个体心理和社会结构功能的重要理论工具。这个概念被不同的学科领域反复使用、不断更新, 甚至出现了很多误导。就内容来说, 社会认同的概念有四种含义:基于个人的认同 (person-based identities) 、关系认同或基于角色的认同 (relational/role-based identities) 、基于群体的认同 (group-based identities) 和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ies) 。这些认同都有不同的内容。基于个人的认同指向自我的认知, 关系认同则是形成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同, 群体认同是个人相对于群体规范而形成的认同, 与基于个人的认同刚好是相反的过程。集体认同主要是社会科学中运用于研究集体行动的概念, 指向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经验形成的心理认知。从这个区分的角度来看, 政治认同是一种特殊内容的集体认同, 因而也是社会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上可知, 政治认同与合法性、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交叉重合之处, 也有不同。对于政治认同的客体存在一个争议, 那就是政治认同的对象是政治体系、政治权力还是政党或者政策?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 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与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 政治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机构, 而且还包括所有结构中与政治有关的方面, 例如传统结构和非政府性组织等。而政治权力则是一个范围更狭小的概念。如果认同对象限定为政治权力的话, 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评价就不能称之为政治认同, 这样的定义就略显狭隘。把政治认同限定为对于政党和政策的选择都是基于民主政体这一先决条件, 这一定义方式不适合于解释非民主政体。因而本文把认同客体定义为政治体系, 包括制度、法律、以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主体、政治领袖、政治文化及政治权力关系等。政治认同是一个政治体中的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 是成员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倾向。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认为, 一国人民之大多数打心眼里对之生存其中的一套政治体系表示出支持、赞成以及拥护的倾向, 也即表明, 该政治体系获得了较高的政治认同。必须注意到, 我们这里之所以用“打心眼里”这样的一个大众俗语, 是因为政治认同这个概念的属性表明, 人们对于政治的认同与不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们的心理、情感等主观的因素。

作为民众对于生存其中的政治体系的情感取向, 个体政治认同的形成是政治认同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现有的研究强调了制度建设、文化认同、领土完整等因素对于政治认同构建的作用, 但是在这些宏观的、整体性的特征之外, 还可以从个体层面来解释政治认同。从个体层面对政治认同的研究都重点强调了满足个体利益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个体的情感因素、非理性因素和偶然因素对政治认同形成的作用重视不够。而这些因素对于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甚至可以说, 一个特定政治体系的政治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分析政治认同的形成, 首先需要理解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由于政治认同是由政治和认同这两个成分有机组成的, 政治认同的本质特征也就与这两者的属性紧密相关。具体来说, 政治认同具有三个根本属性:首先, 政治认同的基础是公共性;其次, 政治认同的形成并非是完全的理性计算;最后, 政治认同是基于集体身份的情感构建。公共性、非理性计算和个体的情感构建都突出了政治认同形成中情感因素的基础作用, 这三个内在属性决定了政治认同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情感基础。

政治认同的公共性是由其政治的属性所决定的。从自然社会过渡到政治社会, 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 就是国家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对于国家和政治制度为什么会产生, 存在不少解释:或是抵御外来侵害和防止自然状态中的相互侵害;或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又或是基于“公意”而达成的社会契约, 等等。而无论何种理由或者何种解释,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政治关乎的是公共问题。孙中山曾直言,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政治的公共性来源于人的政治或者社会属性。亚里士多德指出,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 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 那就是一位超人”。马克思把人的政治属性发展成为社会属性, 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性和社会性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共性。由于政治认同是对于政治体系及运行其中的政治制度的的评价, 由此, 政治认同的基础就是公共性。政治认同的公共性基础意味着, 无论是公民个人、社会团体、政党或政府等各类政治主体形成认同应该是基于整体思考和出于“公意”的目的。个体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来形成对公共事务的认知,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对政治主体的情感, 这种情感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

政治认同的公共性问题还在于, 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性的产物。甚至可以说, 正因为政治本质上具有公共性的特征, 才有需要获得认同的问题。换句话说, 如果单纯是某人私人性的事务或者行为, 无论其是对是错, 都无关乎其他人的认同;而正因为政治是一种“众人之事”, 所以其是非曲直就涉及到那“众人”的认同。在政治实践中, 我们并不排斥政治人物的一片公心以及高超的治理能力和技术, 也并不排斥其给社会带来非常积极的治理效果, 但是同样存在着是否具有广泛的认同性的问题, 因为其掌控的领域是“众人”的领域, 掌管的事务是“众人”的事务, 需要获得“众人”的认同。

另一方面, 政治认同的公共性还表现为, 政治认同是个体认同的总和。每个个体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基础、学识、判断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所形成的政治认同也有所不同。个体政治认同的差异决定了一个国家中整体政治认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不能否认认同资格的平等性, 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权利对于身处其中的政治体系形成自己的认同倾向。政治认同的公共性就意味着, 每个个体认同资格是平等的。举个例子来说, 在很多情境下, 作为资深政治家的基辛格与任何一位杂货店主或者农民兄弟的政治认同“份量”是相同的, 如他们投出的选票具有同等的效应。

政治认同并非是完全的理性计算。长期以来, 理性人假设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且对于现实世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是绝非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人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对象”, 现代科学可以解释很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但是发生在人身上的很多问题, 科学似乎还没有办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譬如说, 即使是出生以及成长于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甚至双胞胎, 即使是从小学同学到大学的同班同学, 他们之间也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政治观和世界观, 我们尚无法找到为什么会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在政治领域, 丈夫把票投给民主党而妻子把票投给共和党以及父亲和儿子之间在政治观点上的分道扬镳也司空见惯, 这些现象也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政治主体的个人, 受到信息的不完整、个人知识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影响, 不可能完全依据理性思考形成判断。政治中的人往往是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 人据以形成政治见解的许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过程都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当个体形成群体的时候, 完全理性计算就更加困难。当个体组成群体的时候, 集体目的就取代了个人目标, 个人的责任心会消失, 情绪易受影响, 会表现出群体无意识心理。群体也不受理性的影响, 身处其中的个人往往也就成为“乌合之众”。群体会放大个人的非理性因素。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是由大量群体组成, 个人要想在其中保持完全理性思考也就更加的不可能。

此外, 政治认同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和情感倾向, 本身是无法完全用理性计算来考量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由于对某政党的忠诚而无条件支持该党的选民、为维护少数群体权利而斗争的政治激进分子等都并非理性的行动者, 而是出于对某个政党的忠诚或政治信念的认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性计算对于政治认同不重要, 恰恰相反, 政治制度的绩效和个人利益依然是影响个人政治认同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构建和发展政治认同的首要条件依然是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

政治认同是基于集体身份的构建。政治认同的基础是集体身份, 身份和角色在集体中是一致的。角色是由社会的组织和制度规范来界定的, 而认同是个人构建出来的意义。认同建立的是意义, 而角色建立的是功能。集体身份是认同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在现代国家的体系中, 国家认同的基础就是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有两种形式: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 这两种身份分别对应于赞同性认同和归属性认同。

政治认同虽然是一个集合化的概念, 但政治认同的构建却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 正是社会个体认同的总和构成了一定政治体系的认同情景。认同形成于对自我根源的反思, 是一个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国家的特征、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状况都会影响个体的自主选择, 但是这些因素对于个人政治认同形成的影响是通过塑造个人的政治情感而实现的。因而, 政治认同的三个本质属性决定了情感因素在个体政治认同形成中的基础作用。

除了公共性、非理性和情感构建这三个本质属性之外, 政治认同还具有三个基本的外部特征。这些外部特征决定着政治认同在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作用, 也突出了研究政治认同形成机制的意义。

第一, 政治认同普遍存在于各类政治实体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指出了城邦中政治认同的存在:“政体要依赖内在均势来求其稳定, 至于就内在力量而言, 有大多数人维护这种制度还是不够的, 一个不良的政体也是可能得到多数人拥护的, 只有全邦没有任何一部分存在着改变现制的意愿, 这才算是稳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国家理论中, 国家分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古代国家的基础是部落和族群, 现代国家的基础是原子化个人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规范。在古代国家, 认同问题的核心就是要把族群认同整合成共同的政治认同。在现代国家里, 政治制度所要处理的关系就更为多样和复杂。但无论是在哪类国家形态中, 政治认同都是国家制度得以实施和秩序得以保障的基础条件。

第二, 不同制度形态会形成不同的政治认同。在共产主义性质的国家, 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认同的主要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 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 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使一只手中放下, 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接住”。因而, 仅依“票决”获得合法性, 往往是一种程序性、形式上的合法性, 而不是实质的合法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民主选举本身就是政治认同的一种重要来源, 两只手的轮换胜过一只手的持续负重, 可以防止两只手之间的偏废。

不同的政治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不断地寻求不同的认同资源。除了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理性化的规则, 通过一定时期的投票机制来获得其政治统治的认同性以外, 那种通过民族的传统、创造发展和财富、维系良好社会秩序等等的绩效, 也能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认同资源。

第三, 政治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一般而言, 政治认同不可能是固定的形态, 它始终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从较少认同到较多认同, 或者相反, 从获得认同到丧失认同, 这不仅仅取决于政治体系本身, 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对政治体系要求和期待的变化。在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倾向。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政治认同的构建形成了新的挑战。已有研究表明, 阿拉伯地区民众接触越多的跨国电视节目, 就越有可能形成跨国的穆斯林认同而降低了对自身国家的认同。信息对于欧盟政治认同具有“定时炸弹” (Time Bomb) 的作用。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于过去的认同构建形成挑战, 并且引发了新的社会变迁问题。这些变化与其说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变化, 还不如说是认同主体即社会公众“主观情境“的变化。

正如上文所言, 情感因素在民众政治认同的形成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这是由政治认同的基本属性所规定的。那么, 政治认同的情感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呢?只有界定清楚了政治认同中情感因素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机制, 才能有针对性地构建政治认同。

从政治系统论的观点来看, 政治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包含了输入、转化和输出的过程。输入包括支持和要求两种形式。支持主要就是通过参与表达对政治资源的支持或者遵守法律以表示顺从, 前者是参与性支持, 后者就是顺从性支持。在现代的一些政治体系中, 政治支持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投票。作为输入的要求一般是指民众对于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主张和需求, 这种主张和需求可以是积极的, 也可以是消极的, 如社会抗争就是消极的形式。输出方面表现为国家的政策供给, 这需要公民的认可和配合。由此可见, 政治认同在不同的领域中有不同的表现并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一种持续稳定的政治体系, 有赖于社会公众政治认同的内心情感与外部行为的相对平衡和统一。研究表明, 民众政治认同的内心情感与外部行为的平衡和统一, 有可能产生如下的一些政治效应:

首先, 政治情感能够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作为个体对于政治体系的情感, 政治认同是统治者所拥有的重要社会资本。以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D.Putnam) 的经典命题来看, 社会资本是影响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政治情感之所以能够提高治理绩效, 关键在于政治情感能够促进合作、鼓励自治和帮助统治者顺利化解危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 法律的遵守和政策的执行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政治认同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遵守法律和制度, 配合治理者的行为, 统治者的执法成本也就降低了。合作的态度就是来源于个体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另外, 政治情感还会鼓励自治。当个体具有较高政治认同的时候, 会形成不给国家添麻烦的心理态度, 个体之间会倾向于自发组织解决公共问题, 这样社会治理也就更加有效。

政治情感还可以避免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 帮助统治者顺利化解危机。对于社会治理来说, 政府公信力是影响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危急时刻更是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当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中, 个体对于政府具有本能的不信任, 微小的危机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对立, 社会治理就处于低效的状态中, 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消解公权力权威乃至对抗公权力现象的频发。这对于统治者和社会本身都是不利的。提升统治者公信力的办法固然有很多, 培育政治情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形式。而且政治情感一旦形成, 就具有稳定的特征, 这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大有裨益。对于治理者来说, 个体的政治认同可以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一定的政治认同为基础。当个体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时, 才会形成毛泽东所言的那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其次, 政治情感会影响大众的投票行为。政治情感会影响民众是否投票和如何投票。对于民众为什么会投票, 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模型数不胜数, 所涉及到的解释变量不下20余种, 有人口因素, 例如年龄、性别、教育、收入、职业、民族等;有态度和行为因素, 如政治信息、政治知识、公民责任感、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宗教信仰、个人性格特征等;还有制度因素, 如选区的划分、选举的程序、组织的强弱等, 甚至连基因也会影响公民的投票。在所有这些因素中, 理性选择理论占据了主流的地位。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来看, 民众是否会去投票取决于投票收益和成本的对比。投票的收益就是影响政党和政府政策, 当投票的人越多, 每个个体对于政策的影响也就越小, 其他人搭便车的可能性就越大, 个人的收益也就越小。投票的成本是花费时间去了解候选人、到指定投票站投票等。显而易见, 对于每个个体而言, 成本有可能是大于收益的, 选民的理性选择应是不去投票, 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于这种投票悖论的一种解释就是强制投票的规定, 但是强制投票对于投票率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主要是对于下层民众有微弱的效果。此外强制投票的法律规定只在少数国家或地区存在, 强制投票的解释范围非常有限。

对于投票悖论的另一种有效解释就是政治情感和公民态度。当公民有政治责任感或者对政党、政治候选人有一定情感的时候, 民众会去投票, 而不会只考虑投票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公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对于候选人的认同以及不认同和对于政党的忠诚都是政治认同形成过程的重要情感因素。所以, 政治认同的情感因素成为解释民众为什么会投票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 政治情感认同与投票率有直接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政治认同很高或者过低的民众都有可能不投票。政治认同很高的民众对于政党和政府充分相信, 不需要在不同政党和政策之间做出选择。政治认同过低的民众认为投票行为不会产生实质性效果, 因而也不会投票。政治认同与投票率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一个经验层面的问题,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形式的选举中, 两者关系并不一样。但是这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相关关系的存在。特别是在世界各国投票率逐步降低的大环境下, 政治认同的情感因素可能提供一种重要的解释视角。

此外, 政治情感还会影响公民如何投票。与民众为何投票不同, 如何投票分析的是投票策略。投票策略的解释因素和模型丝毫不比投票动机的解释因素少。主流的解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经济投票模式, 一是基于政治认同的情感投票模型。经济投票模式认为, 选民对于候选人或者政党的选择主要是依据其过去执政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 是一种回顾性的投票方式。情感投票模型则认为, 选民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个人对于政治实体或者集体身份的认可, 是一种情感上的选择, 并非理性的计算。当然, 在每个个体的实际投票行为中, 这两种投票模式都会存在, 共同决定了最终的选择。

正如经济投票模型一样, 情感投票模型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具体包括政党投票、族群投票、个人魅力投票、性别投票、阶级投票、意识形态投票等。在实际政治生活中, 投票给与自己具有亲属关系的候选人或者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候选人, 投票给具有个人魅力的候选人, 投票给与自己同姓的候选人等现象并不少见。在一些国家的投票中, 投票人倾向于将支持票投给来自于同乡的候选人、投给同性别的候选人、投给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候选人、投给外部形象帅气的候选人, 诸如此类, 这些投票行为看似不符合理性判断, 但是在现代政治情境下, 选举本身就是以数决胜的制度规则, 判断上的差异并不能影响每个个体在选举决策中的平等关系。换个角度思考, 禁止情感投票, 强制规定投票给情感疏远的候选人就更加不符合选举的基本要义。因此, 依据情感的投票并非理性, 但却是合理的。

最后, 政治情感还会影响民众的社会抗争。社会抗争的形式和起因是复杂多样的。在社会抗争的形成过程中, 传统的社会运动大多以利益诉求为导向, 以组织为依托形成集体行动。在社会运功的诸多形式中, 每个个体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一致, 不少成员参与集体行动只是表达了不满的政治情绪。特别是在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中, 并非所有的成员都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甚至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所谓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 但是参与者都有共同的政治情感。政治认同或者政治情感也就成为影响社会抗争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 政治认同与社会抗争的形式也有一定的联系。社会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 暴力或者非暴力、法律制度内或者法外行动、组织化或者松散型等等。依据行动的公开程度和暴力程度, 这些抗争形式可以归结为三类:日常形式的抵抗、武力抵抗和依法抗争。其中依法抗争成为一种独特的形式。依法抗争的目的不是挑战现有秩序, 抗争的工具也主要是法律和国家政策。社会抗争在什么情况下会采用依法抗争的形式, 既有行动者主观策略上的考量, 也受国家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制约。在制度环境和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当行动者具有很高的政治认同时就会倾向于选择依法抗争, 而不是暴力抗争。当然政治认同与抗争形式的具体关系是一个经验命题, 会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后现代价值观的流行, 政治认同对社会抗争的影响也在增强, 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一些国家, 新社会运动所谓的“新”在于新议题和新形式。与传统社会运动争取权利和利益不同, 新社会运动主张多元的价值观念, 新社会运动的议题包括:环保主义运动、女性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等。新形式在于, 新社会运动突破传统的组织和动员方式, 采用了更为扁平化、现代化的动员方式。因而大众传媒、网络和新兴媒体成为重要的动员手段。这类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构建一种有别于传统政治认同的生活政治认同。在一定意义上,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意味着传统政治认同的衰落和新集体认同的兴起。对于政党和国家来说, 如何把新集体认同整合到既有的政治秩序中来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个体的政治情感成为政治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 这些情感因素通过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作用于社会治理、投票和社会抗争行为。了解政治认同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 合理地引导政治认同的情感因素, 使之朝着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方向发展, 是政治实践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既然情感因素对于个体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还会通过投票和社会抗争机制影响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那么, 政治认同的情感因素从何而来?或者说, 如何培养民众对于政治的情感?对于每个生活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个体来说, 公民文化是政治认同中情感因素的主要来源。个体通过社会化和政治教育内化社会中对于政治和政治实体的主流价值, 从而形成自己的态度和情感。

公民文化是政治认同形成中情感来源的核心资源, 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化的条件。一个社会中个体成员对于政治的态度和情感会汇聚形成一种主流的倾向, 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混合, 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公民文化的诸多成分中, 涉及到对于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就是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包含对于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面向。因而政治情感是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 也是公民文化的要素。

按照阿尔蒙德经典的分类, 政治文化包括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三种类型。村民政治文化存在于没有专业化分工的部落或族群, 是一种混合政治—经济—宗教认同的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主要存在于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中, 是一种强调顺从和服从的文化。在参与者政治文化中公民与政治系统存在较多的双向互动。在这三种政治文化中, 个体对于政治态度的情感是不同的。在村民政治文化中, 个体情感认同的是族群或者部落, 对于统一的国家和政府甚至没有基本认知, 情感取向也就更淡薄了。在臣民政治文化中, 民众的政治情感通常是冷漠, 因为政治系统要求民众持续地输入支持和顺从, 但是并没有回应民众的要求。参与者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情感主要是忠诚。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相应地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情感, 也会形成不同的政治认同模式。

公民文化对于个体政治认同形成的影响取决于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的结构。对于特定国家来说, 公民文化往往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的混合, 而不只是某种纯粹的形式。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在组成比例、作用范围和职能方面都不尽相同。不同的公民文化构造会对个体政治认同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参与者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中, 民众对于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有相对积极的认知, 这也就会产生比较高的政治认同。当一个社会公民文化的主体是村民文化或者臣民文化的时候, 民众对于自身的政治角色并没有积极的自我认知, 因而也不会产生政治情感, 政治认同也会处于相应的低水平状态。

此外, 公民文化中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情感也会产生影响。除了主流的公民文化之外, 社会内部不同的群体存在自身独特的亚文化, 这种亚文化的存在并非完全脱离主流的公民文化, 而是内嵌其中, 成为主流公民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体而言, 主流的公民文化和亚文化是塑造自身政治情感的重要结构。当群体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时候, 就容易引起负面的政治情绪, 进而引发冲突。这种由文化认同引起的政治认同低下在少数族群中比较常见。

公民文化中的政治情感具有相对稳定性。一个社会的公民文化是历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和各种思潮混合而形成的, 公民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公民文化中的政治情感也具有这样的属性。政治情感的稳定性是依靠文化的代际传承实现的。对于特定的个体来说, 社会化的过程中也会继承社会主流的政治情感, 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形成独特的情感倾向。一般来说, 民族认同或其他形式的文化认同都是基于成员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经历。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情感虽然不具备这些自然根基, 但是相比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认同更为稳定。

公民文化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稳定的心理特征, 是社会成员政治情感的来源。公民文化本身与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等特征紧密相关, 而这些因素也是政治认同形成中的重要来源。对于个体来说, 相比于制度和利益而产生的政治认同, 情感因素所产生的政治认同更为直接, 也更有稳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历史、传统等的积淀, 公民文化往往也深深地打下了国别的 (实际上也就是历史的、传统的) 烙印。但是同时, 随着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 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产都带来了明显的世界化趋势, 因而, 文化的交流和渗透也毫无疑问地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 这给我们认识公民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现代政治社会中, 尽管不同国家的公民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内涵, 但是在不同的公民文化中, 也产生了诸多共同性的认同因素。譬如说, 一个民主的政治所能够获得的认同肯定多于非民主的政治, 同样, 几乎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会认同一种专制腐败的政治形态, 诸如此类。

近些年来, 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同时, 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治理理论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中国模式和治理理论都强调了治理绩效的导向,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的是, 这些理论视角忽视了政治认同这样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一种特定的政治体系除了会有绩效上的差异外, 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有不同的认同基础。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执政党来说, 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基础, 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鉴于现有研究成果过于重视国家特征对于政治认同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视角从国家转向民众, 关注的核心问题从国家如何构建政治认同转向民众为什么会形成政治认同。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于民众政治认同的形成原因分析, 总体上过于强调利益的因素, 这也是中国模式和治理理论的基础。诚然, 利益的因素是个体政治认同形成的必要条件, 但是情感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也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情感因素在民众政治认同形成中的基础地位是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所规定的。

政治认同中的情感因素会通过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影响投票和社会支持或者抗争来影响政治稳定。而这些情感因素的主要来源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由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混合而成, 政治文化又包含了民众对于政治体系及其构成主体的情感, 因而公民文化也就成为了政治情感的主要来源。公民文化中的这种政治情感通过个体的社会化实现了代际传统, 因而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

构建个体政治认同的重点是政治体系本身。客体的自我改造和提升是认同的基础, 从政治体系本身去考量政治认同的形成依然具有很强的效力。只是除了提供治理绩效之外, 政府或执政党也需要从培育公民政治情感着手, 努力构建高度的政治认同。在现代政治体系下, 培养公民对现代政治的适应性, 提升公民的政治素养都是可行之举。对于政治素养偏低的个体, 不能因此否认与限制个体认同的资格, 相反, 政治体系本身有责任去提升公民的认知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突出政治认同中的情感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并非要忽视制度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对于个体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这些因素之外强调从民众个体的角度分析情感因素的作用, 只是为理解政治认同的构建路径提供了另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