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对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从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视角探讨了城乡的互动关系，研判了我国区域空间结构发展的阶段和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分析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城、镇、村空间结构的困境，提出了适应城乡空间结构演变规律，构建“城市—城镇—乡村”有序空间结构格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区域空间结构；城市；城镇；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但是，相对于城市的日新月异，我国乡村发展的短板问题突出，进入21世纪，为促进农业转型、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应对“三农”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党中央自2003年至2018年连续16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从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等方面为积贫积弱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农业真危险、农村真穷和农民真苦”的三农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数据显示，十几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201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6.21亿吨，实现十二连增，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稳步改善，“十二五”累积解决3.04亿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西部地区81%的建制村实现公路通畅，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422元，增速连续6年高于城镇居民。但是，“农民分化、农业弱化和农村空心化”的新三农问题浮出水面，此时，急需对农村启动新一轮谋增长促发展的战略举措，党中央审时度势于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于2018年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可见，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抓手、新旗帜和大战略，对于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蓄力农村发展新优势和破解“新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区别以往从产业兴村、企业兴村、城镇兴村和人才兴村视角探讨乡村振兴机理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地理学城乡关系的视角，应用“城市—城镇—乡村”三维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和逻辑，分析我国乡村振兴的战略、障碍和策略。

一、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视角下的乡村地位及角色的转变

乡村是指除城市和城镇以外的第三维空间地理结构，因此，应用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解构乡村发展问题无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组织结构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城镇—乡村三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内在演变规律，该规律不仅是空间结构被动适应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空间结构主动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因，因此，遵循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协调城市、城镇和乡村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意。弗里德曼（1966）率先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揭示了经济发展与城乡互动的关系，在以工业化为标准划分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乡村在与城市的互动中大致经历了相对封闭独立、消极被动衰落、积极主动发展和充分融合跨越的四个阶段。

（一）前工业化时期相对封闭的独立地位

前工业化的低水平阶段，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以传统朴素的农业及工商业作为主导产业，此阶段，区域空间的组织结构突出表现为均质无序，尽管在广阔的地域中有若干个地方中心，但没有形成等级结构的显著分异。由于交通主要以陆路和水路为主，交通工具以木船和马匹为主，空间运输的成本畸高，城镇与乡村之间彼此隔绝，或联系很少，城乡之间彼此不存在“极化效应”或“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区域空间结构整体处于低水平均衡。由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城乡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差异，因此，也就不存在资金和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实质性流动，人们只是为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简单需求，定期或不定期的往返于城乡之间，经济上往来的频率和强度相对低下，乡村基本上处于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乡村地域空间中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没有获得来自于工业和城市的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生产要素的导入，农业生产仅仅维持简单的重复性再生产，乡村的“发展”仅仅是适应人口增长的外延式粗放式增长，城乡都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生产力状态，乡村的衰落和振兴都无从谈起。

（二）工业化初期消极被动的从属地位

工业化的过渡阶段，区域经济的发展以纺织、食品加工等轻工业为主导产业，此阶段，由于某个地方经长期积累或外部刺激获得发展动力，经济快速发展并最终成为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开始呈现出由均质无序向城乡分异的“核心—外围”的空间二元结构转变，得益于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和集聚经济的优势，城市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同时，交通线和交通工具获得了质性飞跃，开始出现火车、轮船和汽车，人和物空间移动的运输成本迅速下降，乡村中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趋利避害”的驱使下，迅速由乡村转移至城市，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城市对乡村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消极的极化效应，而且城市向内吸纳乡村生产要素的极化效应远远大于向外辐射乡村的扩散效应。在城乡的二元结构中，乡村成为支持城市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利存在，而城市则成为乡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乡村沦为向城市供给要素资源的输出地，相对于城市的崛起和繁荣，农村开始衰落和凋敝。可见，由农业向工业、乡村向城市转移各种生产要素是乡村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自我牺牲”过程，乡村衰落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三）工业化时期积极主动的主体地位

工业化加速阶段，钢铁、机械、化学等重化学工业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此时，区域空间结构开始呈现由“核心—外围”的城乡二元结构向“核心—边缘区—外围区”的“城市—城镇—乡村”的空间三元结构转变，其中，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镇成为城市向外扩散效应的最大受益者，并成为城市扩散效应向乡村传递的重要空间结构支点。此阶段，由于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过度集聚，产生了经济活动集聚不经济的现象，表现为环境污染持续恶化，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土地价格迅速攀升，城市向内吸纳的极化力量开始下降，而向外辐射的扩散力量开始上升。同时，得益于高铁、航空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和光纤网络通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成本降低效应，经济活动开始向城市边缘地带的城郊、城镇和乡村转移。此时，在城乡的互动中，乡村成为城市扩散效应的受益者，城市反过来成为驱动乡村发展的力量来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生产要素向乡村的回归，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稀缺性要素的回流为乡村的振兴提供了支撑。可见，乡村实现了由“自我牺牲”到“自我救赎”的转变，城镇由于集聚不经济产生的扩散效应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动力。

（四）工业化后期与城市的高度融合

后工业化的高水平阶段，教育、文化、卫生和旅游等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服务业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区域空间结构开始由“城市—城镇—乡村”的空间三元结构向“城市—城镇—乡村”高度融合的网络式空间结构转变，进入了区域空间结构的高水平均衡阶段。此时，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网络形成，区域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外围地区联系高度紧密，区域城镇、乡镇和城乡之间空间高度融合，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得以消除，区域空间结构高度融合。此时，乡村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向城镇居民提供绿色有机的高品质农产品，通过农业观光、休闲养老和乡村旅游等方式满足城镇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享受型产品需求，城市则通过工商业的转型升级，满足农业生产现代化对高质量和高智能农用机械设备的需求，满足农民生活现代化对差异化、个性化和高品质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这样，城乡的错位发展创造出了彼此的供给与需求的互动关系，城与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高度融合。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特征、空间结构及其特征、作用机制及城乡关系的具体匹配关系如表1所示。

二、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一）乡村的衰落和振兴是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结果

区域空间结构由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演变的过程就是一部乡村从封闭到开放、从衰落到振兴的演进历史。在工业化过渡阶段，城市集聚经济产生的极化效应促使乡村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乡村则以自我牺牲和衰落为代价，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工业化加速阶段，城市集聚不经济产生的扩散效应则促进生产要素向乡村回流，进而实现乡村的复兴，可见，乡村振兴是其自我救赎后的应有善果。所以，无论是乡村衰落还是乡村振兴都都是区域空间结构演进中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乡村的衰落，是城市繁荣的成因，而城市的繁荣则为乡村的振兴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因此，应理性、客观和辩证地看待乡村兴衰的发展历程。

（二）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具有独特的体制机制依赖性

空间结构演变理论尽管揭示了城乡兴衰的演进规律，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城乡关系的动态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该理论是弗里德曼、罗斯托等西方学者基于发达国家和区域得出的结论，样本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的法制体系是驱动城乡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即区域空间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特性，但针对发展中国家则不具有这种外在的制度环境。独特的转轨制特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制体系的非完善性，更为关键的是，后发国家和区域为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赶超发达国家，往往实施重化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这要求构建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因此而影响到空间结构的演变和城乡关系的定位，往往以延迟或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形式而表现。

（三）因势利导发挥城市扩散效应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区域空间结构由“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城镇—乡村”的三元结构时，城市便实现了相对于乡村而言的不利存在向有利存在的转变，由于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过度集聚所产生的集聚不经济驱使着城市中的生产要素向周边城镇和乡村的回流，扩散效应对乡村有利的影响开始大于极化效应对乡村的不利影响，城市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此时，政府应该因势利导，一方面有效破除城乡分而治之的二元体制结构，一方面强化城镇乡之间道路、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有效连接，有效降低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在城乡村之间流动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城乡之间的关联水平，以城市的扩散效应和涓滴效应促进乡村的振兴。

（四）我国区域空间结构阶段的研判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选择

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规律揭示，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对乡村的衰落和振兴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判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空间结构成为乡村振兴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3817元，即8123美元，已经处于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收入经济的中间水平。从工业化阶段看，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1.6%，中国已经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提升。从城镇化阶段看，自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的拐点后，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逐步减缓，2011-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与此对应，我国区域空间结构已经由集核式空间二元结构演变为点轴式空间三元结构和网络式空间一元结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城市产生了对城郊区和乡村的有利影响，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的发展进入关键时间窗口，政府需要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主动作为破除经济活动及要素下乡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乡村振兴。当然，由于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存在着较大地经济发展差距，不同地区空间结构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因地制宜的处理好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系至关重要。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步入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高级阶段，即多中心和网络化的一元空间结构发展阶段，中部地区还基本处于“点轴”系统发展阶段，呈现出极核集聚、轴带拓展的三元空间结构模式，西部地区还基本上处在较初级的“极核式”的二元空间结构发展阶段，东北地区处于“点轴”系统成熟发展阶段。据此，提出中国区域空间结构发展阶段与乡村振兴战略选择的匹配关系(见表2)，提供了一个乡村振兴一般性循序渐进的战略模式序列，但这并不排斥我国部分区域的乡村利用独特资源优势采取“蛙跳式”的乡村振兴战略抉择。

三、“城市—城镇—乡村”空间三元结构中乡村振兴的障碍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市场力量和政府“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体制锁定下，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突出表现为“城市—城镇—乡村”发展的失衡，一面是大城市病泛滥，一面是小城镇羸弱，一面是乡村病流行，城、镇、乡的空间三维结构表现出非可持续性的病态。

（一）大城市过度集聚膨胀，城市病日趋恶化

 “城市优先”的战略导向，导致城市人口和地域规模不断扩展，农民的就业重在推进离乡进城和非农化转移，乡村的功能则沦为社会稳定和农民生计。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5年的56.1%，新增城镇人口达到5.59亿，中国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从1990年的2个增加到2015年的16个，2009-2014年，中国35个一二线城市的人口共增加3778万人，其中前15个大城市增加了3010万人，约占80%，大规模人口向大城市的快速涌入，致使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要素成本激增、房价畸高和上涨过快等集聚不经济的“大城市病”问题愈发严重。

（二）城镇发展日趋羸弱，连城接乡的作用不足

费孝通曾在《小城镇、大问题》对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进行呼吁，20世纪80年代也曾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协调城乡格局的顶层设计。但是，由于土地财政的利益驱使，许多小城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断被大城市的无序膨胀而受到挤压，衰落成为中小城镇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以成为承接城市扩散效应辐射乡村的重要载体。从县级层次看，2015年，我国县级行政区为1875个（除去市辖区外，县1397个、自治县117个和县级市361个），其中国家级贫困县为832个，占县总数的44%。从建制镇来看，我国拥有县城以外的建制镇1.8万多个，但居住在建制镇的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例仅为24%，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仅为12%，同时，小城镇基础设施薄弱，2015年全国建制镇污水处理率仅为5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45%。

（二）乡村经济发展日益凋敝，内生发展能力渐失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曾指出：在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市场化给了日益瓦解的社会秩序致命一击，而这一深刻的洞察恰恰是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之间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写照，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市场化浪潮下，有文化、有技能的年轻人大部分转移到了城镇，留在乡村的是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代表的“386199”部队，内生发展动力不断丧失并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症结，突出的表征为无人村、老人村、空心村和贫困村等 “乡村病”问题。1990-2014年，中国农村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0%以上，在2016年，中国约有1.7亿农村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人口的流失加速了乡村的消失，全国行政村民委员会数目由2005年的62.9万下降为2009年的60万，平均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消失，自然村更是由2000年的360万个减少到2010年的270万个，平均每天有近250个自然村消失。

四、适应城乡空间结构演变规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城、镇、乡空间结构的失衡是我国乡村衰落的主要原因，城镇与乡村血脉相融、地域相连，应构建“城市—城镇—乡村”协同发展的有序空间结构，促进城乡由统筹发展向一体化发展再向融合发展的升级，走“以城带镇、以镇促乡”城镇乡融合发展的道路，实现乡村的振兴。

（一）以城市群塑造为重点，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多核城市群具有集聚、节约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相对于单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有着更高的经济绩效、生态绩效和交通效率，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主导模式，是国家参与世界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报告指出，全球一半的生产活动集聚在仅占全球大约1.5%的土地面积上。2013年，我国23个城市群以占28.9%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63.8%的人口，创造了85.7%的GDP。截至2015年，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5.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3%的人口，创造了39.4%的GDP。可见，城市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支点，应积极塑造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全国城市空间结构体系，打破单中心城市格局，积极响应十九大关于“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战略部署，强化城市群发展对中小城镇和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二）以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

小城镇来源于农村、服务于农村、依托于农村发展，是传递城市扩散、涓滴、辐射和带动效应到乡村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城市资源和要素下乡的重要空间结构支点。李克强认为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中小城市。按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来推算，我国小城镇至少将要承载2亿城镇人口，而且还要继续服务仍然留在乡村的5亿农民。可见，培育和发展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要按照“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村”的原则，推进特色乡镇和新型城镇建设，建设功能聚而合、形态精而美、体制活而新和产业特而强的特色小镇，带动乡村特色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

（三）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石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生活富裕是根本，治理有效是基础。而我国城市多年发展在产业、技术、资本和人才等方面累积的资源优势恰恰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所以，突破城乡关联弱化的瓶颈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为此，一方面应推进城市的道路、供水、污水管网、垃圾处理、电力电信、环保、信息化等基础设施要向农村的延伸覆盖，实现城乡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渠道的无缝对接，降低要素及其所有者往返于“城—镇—乡”之间的外生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的激励与约束的体制机制，可以考虑深化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改革，构建人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新型户籍制度，消除市民农民的身份差异，让愿意进城的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和过得好，在确保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让愿意返乡的市民能够回得去、能创业和富起来，降低要素及其所有者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的内生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