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发展文化的一系列讲话, 多次提出文化自信问题, 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突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乡村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乡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自身的文化认知、文化态度和文化自信心是影响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但在乡村社会转型时期, 农民的乡村文化自信意识不强, 甚至自卑。为此,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克服乡村社会变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使广大农民树立起乡村文化自信, 增强乡村文化的认同感, 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续写积淀深厚、传承不辍的文化动力, 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

乡村文化是指“在乡村社会中, 以农民为主体, 以乡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乡风民俗、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为主要内容, 以农民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类型”[2]。乡村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文化, 它反映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表达的是农民对土地、自然的敬畏, 传递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淳朴、简单、和谐的人文情感。乡村文化自信是农民以理性的态度去认识本群体文化的过去, 思考本群体文化的未来走向和前途, 对本群体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乐观的信心。这种认知既不是对自我文化的盲目崇拜、自大与自负, 也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贬低与矮化, 而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正确定位与肯定。乡村文化自信一方面是对乡村文化中优秀部分的自我认可, 同时又体现了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 坚持乡村文化特色的信心与决心, 并以自己的力量捍卫乡村文化的地位, 推动乡村文化的社会转型。

乡村文化自信具有基础性。在五千多年的农业发展过程中, 广大农民在改造自然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风俗习惯,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形成了仁孝礼义的伦理道德等。广大农民以其智慧和经验创造出具有乡土气息的农耕文明, 开创出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样态。乡村文化历经时代变迁、岁月积淀, 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追求、道德情感和精神信仰等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原则、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 核心价值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耕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基础和来源, 没有农耕文明之种就不会有华夏文明之花。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 以乡村为重, 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3]离开乡村文化来谈城市文化, 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如果不重视乡村文化基础地位, 一味地追逐城市文化, “人类社会失去的将不单纯是一种文化样态, 更是凝聚、寄寓在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智慧和精神血脉”[4]。

乡村文化自信更广泛。文化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 相同的社会环境形成相同的文化体系和文化价值观。在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下, 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相同, 造成了不同地域的乡村文化拥有相同的价值追求、道德情感、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如同空气一般, 弥漫在农民生存的世界,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尽管现代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的终结。只要乡村社会存在, 乡村文化就不会消失, 其影响力就会存在。纵使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文化也会以新的姿态、内涵和表现形式应对异质文化的冲击, 实现自身的社会转型, 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 只有建立起农民文化自信, 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才能从文化心理和文化情感上得到农民群体最广泛、最大程度的信任与支持, 才能为乡村社会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5]。

乡村文化自信更深厚。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文化作为社会意识, 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它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五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中华大地灿烂恢宏的乡村文化, 透过乡村文化的历史脉络, 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追求、奋发图强的人文精神、尚和的处世原则、深邃的哲学思想、充满智慧的民间技艺, 这些构成了足以支撑起农民文化自信的乡村文化。在以科技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发展中, 出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利化、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加剧、自我的精神迷茫与孤独等社会问题。在解决这些现代性弊病时, 我们仍然可以从乡村文化所蕴藏的智慧里汲取力量, 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社会的经济基础、组织结构、内生秩序都会因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但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会跨越历史和时间得到传承与延续, 文化传统不会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而消失殆尽, 仍然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宝贵文化资源, 乡村文化的作用是持久而深厚的。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社会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如果缺乏文化自信心, 就无法尊重本群体的历史与文化, 不能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 不愿主动地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文化自信, 本质上是对本群体共有的文化价值观的自信。对文化自信的培养, 可以使广大农民认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所形成的“天人合一”“趋福避祸”“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价值理念[6], 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 内化于心, 进而在参与乡村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外化于行, 转化成推动乡村社会转型的力量。通过对农民文化自信的培养, 进一步促使农民对乡村文化的文化品质、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的认知, 增强对乡村文化的自豪感、亲近感和认同感, 激发其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坚定自己的文化选择与文化态度, 推动乡村文化良性发展, 为乡村文化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发展空间。

当下的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乡村社会的变迁改变了农民的乡土逻辑、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农民不仅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见证者, 而且是参与者、受益者。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培养农民的文化自信, 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在生产劳作和日常生活中, 农民形成了勤劳、勇敢、质朴的人格品质, 崇尚、热爱、敬畏自然的生态观, 善恶分明、疾恶如仇的处世态度, 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 勤俭节约的消费观, 与人为善的人际观等。在以血缘、亲缘、地缘为情感纽带的熟人社会中, 形成了乡村社会所独有的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这一价值体系中内在的支撑是礼俗秩序, 也就是通过“礼”和“俗”的约束来综合形成一个稳固的文化指向, 作为“俗”的地方性知识和作为礼的正统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7]。

改革开放以来, 在市场经济、农民流动和现代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乡村社会由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转变为冷漠疏远的半熟人社会, 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得多样化、复杂化和开放化, 礼俗秩序的约束力、影响力下降。物质利益至上、攀比消费、理性化的人际关系和现代的生活方式等影响和改变了农民原有的价值认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改变, 导致农民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评判的改变。市场化的价值导向成为农民的生活原则和追求,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受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现代社会病在乡村社会滋生蔓延, 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观成为农民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 乡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面临挑战。“原有被视为不对的现在被人追捧, 原来被认为神圣的现在却遭到遗弃, 天理良心, 礼义廉耻等价值观念不再受人信奉”[8]。

农民过度地追求现代性的价值观, 导致乡村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崩塌。在乡村社会转型时期, 适应转型时期的价值体系还未形成, 出现了文化的“真空”, 农民无法在现有的文化中感受到自我价值和生活意义, 无法在现有的社会中感受到传统的力量和魅力, 茫然、无奈、不知所措成为农民内心真实写照, 乡村文化正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阵痛期。农民价值观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农民的文化选择和态度, 动摇农民对乡村文化的信心。

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城市文化进入乡村, 乡村文化被动地承受着现代性的冲击。在城市文化的裹挟下脆弱的乡村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 乡村社会原有的礼俗秩序遭到破坏, 乡村文化的社会根基发生了动摇, 传统意识和现代意识相互碰撞、相互影响, 造成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乡村文化空间被城市文化所挤压和挤占, 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乡村文化日益地被排挤, 被边缘化。一些不良文化在乡村社会滋长, 给乡村文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文化活动仅仅是一种仪式象征, 其文化内涵和韵味越来越淡, 乡村文化的地方性特质越来越模糊。优秀的乡村文化在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下降, 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礼节仪式、生产技艺、歌舞曲艺和民间绝活等不被农民所接受、所认可, 城市文化冲击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追求。

在城镇发展的引力、农村现实的推力和农民自身动力共同作用下, 大量农民流入城市, 不仅造成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流失与缺失, 也改变了农民对城乡文化的认知。在城市文化影响下, 农民淡化和淡忘了自己的乡土情结, 丢失了对乡村社会的敬畏, 外在的表现为对乡村文化的主动丢弃和对城市文化的盲目接受, 造成农民乡村文化认同感的断裂。农民流动所导致的半工半耕的生产方式, 不仅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也改变了乡村文化存在的基础, 推动了农民心向城市的步伐, 造成了乡村文化积淀不再向内拓展, 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在乡村文化秩序的重构中处于缺席的状态。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 电子产品和网络的普及, 现代传播媒介进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媒介影响下, 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等逐渐地被城市化、现代化, 农民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行为呈现出城市化倾向。

乡村社会的变迁引发了农民文化追求的改变, 从生产生活方式到生命价值改变的过程中, 农民把乡村文化当作被动的、对象性的规定加以预设, 这种自我埋没是文化自信丧失的深层次原因。自我埋没的认识, 带来的是对自我文化的否定和轻视, 以改造和替代作为解决乡村文化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忽视乡村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造成了在乡村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迷失与困惑[9]。

伴随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乡村文化日益走向衰落, 日益失去其影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存在和展示的场所和平台, 戏台、祠堂、集市、庙会、村口等既是农民日常聊天、交流和了解公共事务的地点, 又是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但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追求的改变, 乡村文化的公共活动空间不断缩小甚至消失, 很多文化活动通过私人空间完成。文化私人性的扩展与延伸, 改变了乡村文化交流、传播的途径和方式, 乡村公共文化功能日益式微。农民的流动性导致公共文化活动无法组织与开展, 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形式的简单化、内容的单调化, 使乡村文化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乡村公共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消解, 农民的集体文化参与意识弱化, 公共文化活动成为农民的集体文化记忆, 乡村公共文化失去了群众基础。

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大量的农业生产技艺和民间手工技艺, 这些既凝结农民智慧, 又体现历史变迁的文化表现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出现了生存危机, 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遭到破坏。伴随农民流动, 村落出现了“空壳化”, 甚至消失的局面。传统村落不仅是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空间, 也是乡村文化存在的重要载体, 村落的消失使得风俗习惯、传统礼仪、民俗文化和传统建筑等失去了展示场所, 大量饱含人文精神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 乡村文化与我们渐行渐远。

纵观乡村文化的现状, 表面是乡村文化的衰落, 但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农民对自己生产生活方式与身份的否定, 对历史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可的疏离, 对传统与现代选择的迷茫, 对乡村文化信心的放弃与丧失。

在领导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国家直接领导、管理乡村文化建设, 改变了过去“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国家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导者, 采取“自上而下”的建设路径。行政权力、文化意识和文化政策直接进入乡村社会, 将乡村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建设规划之中, 使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方法、成果都打上了国家文化意识的痕迹, 乡村文化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力量的介入, 加快了乡村文化的瓦解, 破坏了乡村文化的内生秩序, 客观上为城市文化进入乡村开辟了道路和空间。国家主观上把乡村文化看成是保守、落后、不科学的文化, 城市文化是开放、先进、科学的文化, 人为地设定了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 并把城市文化作为评判乡村文化的标准与尺度。在传统乡村文化被现代城市文化所包围的环境下, 乡村文化成为被替代、被改造、被重塑的对象, 其核心价值和精神不断地被瓦解, 放弃、远离乡村文化成为广大农民的必然选择。

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投入大量的财政和公共文化资源, 在农村改建、扩建和新建了大量公共文化设施, 开展了众多文化活动。但最终的结果不理想, 并没有真正地满足农民多样性文化需求, 一些文化活动未能走进农民的内心, 政府的文化供给和农民的文化需求处于失衡的状态, 公共文化资源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在文化建设方法上, 以“送文化”的方式将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直接输入乡村, 忽视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文化意识, 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失去文化建设的话语权、选择权和决策权, 很难表达自己的文化声音和要求。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主体地位的弱化和缺失, 严重地影响了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热情和勇气。

乡村基层领导者作为国家乡村治理的执行者和实践者, 在参与乡村文化治理时, 缺乏文化的自觉意识, 被动地接受与执行国家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活动。在完成国家所下达的文化治理任务的同时, 热衷于将乡村文化与经济收益结合起来, 在利用乡村文化发展经济获取经济效益时, 过度地追求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和利益化, 忽视乡村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 淡化乡村文化的教化功能和内在精神。功绩化的建设思维和做法, 必然误导农民对乡村文化本质的认识, 影响其文化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行政化治理模式“割裂了乡村文化系统的整体性, 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文化规范和意义的衰败进程, 使乡村文化建设陷入了有发展而无突破的‘内卷化’状态之中”[10], 使乡村文化多样性得不到充分发展, 乡村文化失去地方的特色, 造成城乡文化的同质化。乡村文化游离于农民之外, 脱离农民创造主体和乡村社会根基, 必然使乡村文化丧失发展动力, 农民乡村文化认同感下降, 形成认同危机。

青少年是未来乡村文化的建设者、参与者, 更是乡村文化未来的希望。青少年的乡村文化观念主要是受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当下的乡村教育未能坚定青少年建设乡村文化的信心和决心, 呈现出乡村教育在文化教育、文化传播和文化引导上弱化的局面。

从教育价值目标看, 乡村教育更多地把对青少年文化知识的培养作为教育终极目标。在乡村教育中学生始终受到通过自己的苦读苦学就能离开乡村思想的影响, 这样的教育目标使得青少年视乡村为其逃离之地, 城市才是其向往之地, 造成了“离农”和“为农”的矛盾冲突。

从教育内容看, 乡村教育未能充分体现出乡土特色, 内容上趋同于城市教育, 乡村教育以城市教育为模板, 乡村社会所独有的礼仪、节日、风俗、方言、民间故事、歌曲舞蹈等在乡村教育中遭到冷落甚至排挤。长期接触城市文化, 必然造成青少年与乡村文化的陌生感、距离感, 产生逃离的心理。当下“千校一面, 万人一书”的乡村教育, 未能发挥好乡村文化的教化和引导功能, 反而强化了青少年向往城市文化的文化意愿和心理。

从教育效果看, 乡村教育的方法简单、形式单一, 仅在课堂教学中泛泛地对教学内容中所涉及的部分进行讲解, 缺乏针对性。乡村教师根本无法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专门开设乡村文化教育课程, 一些年轻的乡村教师, 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 内心充满着城市情结, 对乡村文化产生抵制和排斥的心理, 这样的文化态度与文化倾向必然会影响到青少年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与追求。

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农民乡村文化自信形成的外在动因, 文化意识的自我觉醒是农民乡村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在动因。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 农民只有主动地关注乡村文化发展现状与未来, 思考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现象, 增强乡村文化自信心, 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 才能使自己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 建设好内生型的乡村文化。

农民文化自信心的树立是一个过程, 需要农民在乡村社会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中逐渐养成。农民文化主体意识的落实, 需要政策和制度的保证, 需要在由单方的政府主导向多方共同参与的建设模式转变中实现。为此, 基层政府要组织与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活动, 根据农村实际, 挖掘优秀地方文化资源, 调动农民参与的主动性, 让广大农民真正地成为乡村文化建设舞台的主角,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使自下而上的文化建设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让淳朴的民风、古老的习俗、仪式感的礼节和传承的家风等走进农民的内心, 融入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浸润农民的心灵。同时, 维护好农民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权益, 让广大农民拥有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选择权、表达权和决策权等, 使农民不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被动参与者、接受者。让农民在自我参与中感受乡村文化在个人修养、生活意义、情感寄托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把握文化的特性, 获得文化共识, 坚守自己的文化选择, 为乡村文化赢得生存空间和未来, 构建起农民的文化心理认同, 激发乡村文化的内在活力。让广大农民根据乡村社会的变迁进行生产与生活的调适, 在传承优秀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出符合乡村实际和农民生产生活的新乡村文化[11]。

针对农民文化水平偏低的现状, 组织文化教育活动, 以此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认知能力, 强化其文化意识。针对乡风民俗日益消失的现状, 开展乡村民俗文化教育, 让广大农民了解乡村文化的存在意义和传承价值, 尊重与认可乡村文化的价值精髓,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承担起乡村文化建设的重任, 使自己成为有思想、有情怀、有担当、有能力的乡村文化建设者, 为建设内生型的乡村文化提供人才保障。同时, 要利用好返乡农民, 特别是返乡的精英, 将其学识、经验、专长、技能等融入乡村文化的建设中, 发挥其在农民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以其所具有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 反哺桑梓, 泽被乡里, 温暖故土, 凝聚人心, 坚定信心, 重构乡村文化, 以此加快乡村文化社会转型的步伐[12]。

以文化自觉作为重建农民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 形成过程, 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3]。文化自觉本身包含着对自己文化的自我反思、自我认知和自我评判。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态度, 又是一种文化建设方法。乡村文化自觉是农民对自我文化的一种理性认知, 通过对乡村文化的了解、认识, 能够清楚地知晓乡村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时代背景、文化内涵、价值和意义, 能够对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有一个科学的预判。在文化多元化的社会, 能够给予群体文化以广泛的关注和关怀, 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取异质文化的长处,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自我觉醒中, 既树立文化自信, 又树立起乡村文化发展的危机意识。通过文化自觉使农民能够以自信的勇气迎接挑战, 以理性的心态和行为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 以自己的言行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 为乡村文化的发展创造主体条件。

乡村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文化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只有建立在乡村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才是牢固的、长久的。只有发展乡村经济,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才能吸引走出去的农民回归, 留住犹豫徘徊的农民[14], 才能增强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才能坚定农民发展乡村文化的决心与信心, 使乡村文化的传承不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表达。

我国地域辽阔, 地区的差异性较大, 发展乡村经济时要结合各地实际发展农业生产,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以科技作为农业发展的支撑点,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要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多、劳动力转移的有利条件, 借助国家城镇化的发展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乡镇中小企业的发展, 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降低农民流动的经济成本, 减小因农民流动给乡村文化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5]。农民流动带来了土地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 土地的流转给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契机。为此, 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土地流转政策, 引导农民合理地进行土地流转, 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科学化的农业生产格局。针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农民提出的新要求, 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农民进行生产技能和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 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同时, 政府要以优惠的政策和条件吸引流向城市的农民返乡创业, 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中的带动和引领作用。

乡村文化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记载和体现, 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对乡村文化的挖掘、开发和利用, 不仅是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对发展乡村经济,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16]。因此, 要充分地挖掘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 将乡村文化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 实现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和效益化。我国乡村文化资源丰富、形式多样, 在乡村文化产业化过程中,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乡村文化中优秀的文化资源与乡村旅游结合, 以经济的手段带动和推动乡村文化发展。让广大农民在参与旅游开发的同时, 亲身感受到民间艺术、生产技艺、传统礼仪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体会到乡村文化有别于城市文化的独特之处、价值所在, 唤醒农民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 重拾乡村文化的自信。让农民既提高经济收入, 又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住乡愁。

青少年对乡村文化的自信是关乎乡村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青少年正处于思想不成熟、不稳定、可塑性强的特殊时期, 为此, 要通过教育的正确引导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乡村文化观, 树立文化自信。乡村教育担负着青少年知识培养、思想教育、价值引导和成人、成才的重任。通过教育让青少年看到乡村今后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能够坚定在乡村发展的信心, 坚定“为农”的决心。

在教育内容上, 要体现出乡村特色, 在教材的编写上要加大乡村文化的内容, 根据各地实际, 将本地区的风俗习惯、民间故事、礼仪规范等编入教材, 让青少年在日常学习中接触、了解乡村文化, 让乡村文化的种子深埋心中, 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 培养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信心。

在教育方法上, 不仅要在课堂上对青少年进行乡土教育, 而且要让青少年走出课堂, 走进田野, 走进乡土。在与自然、土地的亲密接触中, 与古老的乡村文化进行心灵对话, 感受古老文明的魅力。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技艺、民间曲艺、宗族文化和伦理规范等走进青少年的视野与内心, 缩小与乡村文化的距离, 增强青少年与乡村的情感, 逐渐地滋养出对乡村文化的信心。在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问题上, 政府要从顶层进行设计, 制定相应的政策, 减轻乡村教师的教学任务, 使其有时间对青少年进行乡村文化教育。同时要对教师进行培训, 增强其乡村文化自觉和自信意识, 使其能积极、主动地挖掘身边的优秀乡村文化, 承担起文化传承者和教育者的责任, 把乡村文化所蕴含的正确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感、人文情怀传递给青少年。通过教育影响和引导青少年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态度, 培育乡村文化建设主体, 为乡村文化的未来储备建设人才。

“文化建设是一种治理行为, 乡村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塑造作用”。乡村文化要想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 赢得尊重与主动, 需要国家在政策、资金、制度建设、传播媒介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给予帮助与支持。国家作为乡村文化的行政管理者, 应以战略性的视角思考乡村文化建设, 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文化政策、制度和规章, 加大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 保证基层乡村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文化活动经费的有效落实, 改善和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 提高文化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为农民参与文化建设创造条件。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的精准配送, 建构起农民文化表达和文化诉求机制, 使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性和自下而上的农民主体性有机地结合, 解决好农民文化需求和政府文化供给间的矛盾。提高乡村基层领导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治理能力, 建立以农民是否满意、是否高兴和是否欢迎为标准的评价体系。通过机制建设、资金投入、农民参与, 改变过去行政化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 形成以农民为主体、国家为主导、制度为保障、文化活动为载体的多方参与、共商共建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

乡村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要求国家必须适时地调整乡村文化治理理念与方法, 改变过去俯视乡村文化的态度和认识, 把乡村文化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之中, 把乡村文化与社会变革相结合, 与农民的文化需求相结合, 直面农民当下的生产生活, 解决农民的思想困惑, 使农民能够从传统的乡村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 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上, 要遵循乡村文化逻辑, 赋予乡村文化自身应有的文化色彩, 保持乡村文化的地域特色, 改变以城市文化为蓝本的建设思路, 挖掘散落民间的优秀乡村文化, 整合文化资源, 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上, 要与时俱进, 利用手机、电脑、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媒介, 虚拟的网络文化空间, 传播优秀的乡村文化, 扩大农民的文化视野, 满足现代农民的文化需求, 实现乡村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

面对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 国家应加强乡村文化治理力度, 坚决打击暴力、黄色、赌博和封建迷信性质的文化活动, 运用行政权力和法律武器, 规范文化市场, 净化乡村文化的生态环境, 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文化, 需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引领,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乡村文化发展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同时, 需要借助行政力量, 加强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组织与领导, 将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价值精髓融入新乡村文化建设中, 形成既包含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 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具有现代性价值和精神的新乡村文化, 以贴近农民生活、贴近乡村实际、符合农民思维方式的形式进行表达和阐述, 增强乡村文化的吸引力, 找到乡村文化的发展坐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