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需要深入调研、统筹谋划。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百乡万户调查活动，组织干部开展驻村调研，全面摸清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近期，我到费孝通先生80年前调查过并写出《江村经济》一书的村——江村（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开展调研，对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些思考。
一、中国乡村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前，中国之乡村，从内地到沿海，从城郊到农区，从山区到平原，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每年有超过1000万农村居民市民化、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农村即将消除贫困、全面小康。可以说，中国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江村也在微观层面，演绎着这个时代变局。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国际化，让农业从计划封闭变成了自由开放。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时间和劳动的自由支配权，想种啥就种啥、想吃啥就吃啥，这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大集体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流通范围大大拓宽。江村的太湖螃蟹、太湖三白销往全国各地，浙江白茶、山东苹果、赣南脐橙等则摆上了江村百姓的餐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更是与全球农业融为一体。2017年农产品进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国际化，既给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第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民从土里刨食、温饱不足变成了进城务工、走向小康。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洗脚上田、进城务工。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2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2.35%，2.8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割麦插秧累断腰”已成为历史，种田比以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时。江村的村民跟我说，现在腰包更鼓了，日子更好了，笑容更多了，寿命更长了。近年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不少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当农民、搞农业，这表明农业农村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打开了农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这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革命性的。过去通讯不发达，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收音机、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新世纪以来，手机、电脑、网络向农村覆盖。据统计，我国农村网民已超过2亿。现在，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随时随地微信交流、视频对话。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把握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引导加快变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光荣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时刻关注这个变局、全面把握这个变局，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方向。
开弦弓村是公共文化服务示范村，村内建有江村文化弄堂。弄堂两侧，一幢幢独立民居宽敞美丽。
二、江村变迁是我国乡村发展的缩影
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江村本名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1936年，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记录下了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涉及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方方面面，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村落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全貌。调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分析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契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费老那时仅是一个27岁的青年，就脚踏实地开展实证调查，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江村，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召开了座谈会，走街串巷访谈农户。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小康，家家住上楼房、通上自来水、装上抽水马桶、使上热水器、用上液化气，宽带、数字电视全覆盖，村道全部水泥硬化，90%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村里充满生机活力，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村民形象。可以说，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保留着一些传统，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第一，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80年前，江村80%农户养蚕，主要是男耕女织，男的种植稻桑，女的养蚕缫丝。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村里成立生丝合作社，办起了生丝厂。新中国成立后，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成为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丝织厂等村办企业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进入新世纪，村里个体、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丝织、针织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全村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32432元，村集体收入265万元。江村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从过去的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产业优化升级，链条纵向延伸，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村民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蒋伟芳现在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生产厂长，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夫妻店”，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目前，村里有近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有的代工，有的自产自销。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去年10月到现在就卖了20万件。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
第二，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田面两层，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90%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佃户。1951年，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革开放后，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30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从私有私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无论是费老描述的“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还是现在村民认为的“家里可以没门，手里不能没田”，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也正因此，80年来，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面积精确到分厘。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积精确到厘毫。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所有权）、田面（经营权）两权分离相比，现在的“三权”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更防止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公平。村民陈月生说，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家里5亩承包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座谈会上，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30年延包政策，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
开弦弓村位于太湖南岸，村舍依水而建、云绕水依。图为《江村经济》一书中的小清河。
第三，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较大调整，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1935年，江村有359户1458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起伏，村内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目前，江村有420户1680人（不包括后来合并的村），较80年前分别增长了17%和15.2%；60岁以上人口占比32.4%，增长了近26个百分点。80年前，村里只有10家外来户，主要从事理发、银匠等特殊职业；现在，来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业，最高曾达1000多人。尽管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老所描述的那样，维持着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每一户都可通过亲属、血缘关系的扩展，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我在村民周小芳家看到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她的外婆、母亲、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这种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脉络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在江村很普遍。江村至今仍保留着妇女开茶会的习俗，关系较好的邻里之间轮流举办茶会，吃茶话事、交流见闻，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外来人则始终游离于外，现在的打工者与当年的手艺人一样，仍不能落户江村，与本地人的关系仍然泾渭分明。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户不能获得耕地和宅基地。
第四，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80年前，费老描述下的江村，人畜混住，人们每天为温饱奔波操劳，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有溺女婴或流产来控制人口的传统。今天的江村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镇小社区，村民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里人没有多大不同，但婚姻、财产等家庭观念与传统仍没有断代。两头挂花幡、招女婿等传统婚姻习俗延续至今。由于现在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类婚姻模式越来越普遍。全村现有139个家庭采取两头挂花幡的婚姻模式，招女婿190人。我走访的两户人家都是独女户，结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双方家里都有住房，来回走动。在家庭财产处置方面，家长仍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只有结婚后与父母分家，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样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村民姚玉坤给女儿女婿按月发工资，儿子因未婚而没有核算工资。也正因此，江村的家庭结构大体保持稳定，1935年江村户均4人，2016年户均3.98人，都是小规模家庭。
第五，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础。早在1929年，江村实行地方自治，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担任村长。1935年，江村实行乡镇保甲长纵横连保连坐。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保甲制，建立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由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实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80年来，江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和调整，但自治和德治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8岁的周梅生讲，邻里有矛盾纠纷，解放前靠宗族势力，现在是找村委会，只有大的经济民事纠纷，才走司法渠道。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涉及承包地调整、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很少有纠纷和矛盾。江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有资望的群体，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等各类议事监督机构，广泛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村民周新根曾任生产队会计和乡镇企业领导，在村里很有威信，退休后被村民选为小组长。在江村，尊老爱幼、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传统礼治、德治秩序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为健全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全面看待农村，科学把握发展规律
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
江村虽只是一个微观主体，但其80年的变迁基本反映了乡土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江村可以看到，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很多传统仍然保持着稳定和延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平稳与跃升共进的状态。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
一要坚持循序渐进，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走在江村的里弄小巷，随处可见外观现代、装修精致的别墅楼房，一些传统砖木结构平房点缀其间，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他们住惯了老房子，不愿意搬到新房。传统与现代、变化与不变，共同阐释着江村80年来的变迁。这种变与不变的选择，已经渗透到江村的方方面面，最为典型的是村民对土地承包问题的处理。江村的土地以组为单位发包，二轮承包以来，应对农民市民化的新情况，各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可谓一组一策。有的“生不增、死不减”，一直没有调整土地；有的每5年调整一次，动账不动地；还有的每年调整一次。从江村的土地、人口、婚姻、家庭等制度看，即便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与外界联系紧密的这样一个村落，村庄的发展变化也是渐进的、自然的，而不是断代的、割裂的。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既要着眼长远目标、不违背发展方向，又要立足当前实际、不违背发展规律。要克服求大求快、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处理好快与慢、量与质、点与面的关系，既把握方向，又把握节奏，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系统性风险，打牢乡村发展的根基。
体育文化下基层活动在村民文化广场举行。图为木兰拳表演展示。
二要坚持城乡融合，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江村，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水电路气房讯网等基础设施齐全，将近一半的自然村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道集中到处理池，实现了无害化处理。生活理念也日益跟城镇接轨，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看电影、跳广场舞、打篮球、上网等成为村民的时尚。走在村里，城市文明对江村的影响和冲击无处不在。与此同时，新建起来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里的历史档案、文化习俗，这是江村的“根”，维系着世代传承的脉络。村民姚富坤多次接待费老访问江村，现在是村里费孝通纪念馆的顾问，他热心于向外界介绍江村的传统民俗和乡土文化，被人们称为“农民教授”。在江村可以感受到，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各有千秋，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时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产品是乡村所追崇的，而乡村宁静的自然环境、独有的生活习俗、丰厚的历史传承也是城里人所向往的。因此，才有农村人进城、城里人下乡的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开始加快，城乡关系正在重塑，城市与乡村的鸿沟逐步打通。推进乡村振兴，要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拓展，也要尊重乡村文化、传承农耕文明，通过以城带乡、功能互补、有机衔接，实现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融合互联、协同发展，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共存共荣、互促互进。
三要坚持尊重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江村座谈时，大家纷纷表示，村庄环境改善了，居住条件变好了，看病养老有保障了，挣钱渠道更多了，幸福指数更高了。78岁的姚大官家里四世同堂，每个月自己有几百元补贴，看病能报销一半，他感慨日子越过越好。谈到乡村振兴时，大家劲头十足，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村民周小芳多次接待过费老，准备借助费老的名人效应办民宿。养殖大户倪林坤经营着140多亩蟹塘，想联合村里的养殖大户成立合作社，共同闯市场。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凡是农民称道的、满意的、喜欢的，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凡是农民急需的、期盼的、憧憬的，我们就要努力去解决。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乡村是农民的家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不能代替农民、替农民决策，更不能排斥农民。
四要坚持统筹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从1936年费老初访到现在，江村的农房经历了平房、楼房、别墅等五代变迁。第一代房子保持了近40年，当时是因为贫穷；改革开放到现在的40年，房子却换了四代。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规划，造成了巨大浪费。农房建设无序，没有统一规划设计和标准，以至于拆了建、建了拆，这是我调研时基层干部和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市里的同志讲，目前农房建设没有法律规范、没有部门管理、没有总体规划、没有房型设计、没有建设标准、没有质量验收，这是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记得我2000年去波兰考察，波兰是土地私有制，当地农民建房，可以自己决定内部结构、装修等，但建在哪儿、面积、外观等受到政府严格的规划管制。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一定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想好了再干，防止折腾、防止浪费、防止走弯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必成美画。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个性和特点，要充分尊重乡村的自然机理和历史文脉，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发展元素结合起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而不是缩小版城市，让山水林田路村成为乡愁永远的记忆。
五要坚持人才首要，确保乡村发展后继有人。江村巨变的根本，是有一批文化素质高、市场意识强、能吃苦敢拼搏的人才。村民周玉官上世纪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回乡创办了江村第一个个体工商企业，曾得到费老的鼓励和指导，带动了一批江村人下海创业。这次到江村，我还惊喜地发现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影。“70后”沈斌先后在镇农办、爃烂村工作过，去年来到江村任村支书，他一心想着推动江村大发展。“80后”周春燕大学毕业后回村担任妇女主任，每天活跃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为村民搞好服务。“90后”姚凌超大学毕业后回村开网店，将村里生产的针织衫销往全国各地，成为新生代偶像。由于生活条件好、发展机会多，江村年轻人外流的不多。这些年轻人正在为这个传统村庄注入新的活力。这表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要始终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既搭好大舞台留住人才，又种好梧桐树引进人才，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目前，农村还有2亿多劳动力，要加大培训力度，充分挖掘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经理人等农村能人，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今天的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吸引农民工、大学生、科技人员及乡村走出去的工商业主、退休人员等回流，鼓励引导各类人才投身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