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区居委会成为取代"单位"后的新的社区权力主体,却又在"权"与"责"的负向偏离中陷入挣扎,并受到社区"草根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能动反制。社居委会不是"社会的木偶",而是积极的行动者,势必为了突破困境而形成多样化的行动策略。通过对武汉市H社区居委会的个案分析发现,为了破除社区"草根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能动反制,社区居委会通过"边界界定—营造竞争—吸纳整合—委以职务"等行动建构起"街道—社区居委会—L艺术团—社区草根组织"的垂直结构,进而完成了行政权力的再生产。不过,这种行政权力的再生产是行政性的,虽然可以破除社区"草根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能动反制,但其伪装的控制性又为新的反制创造了土壤。社区居委会行政权力的再生产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社会"关系出现了新的因素,但本质上来讲,它不过是国家通过更精细化和更具伪装性的行动重新控制社会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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