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茜茜

    22岁， 在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上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一天，也是辛秋水毕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这一天，一个新的中国，以一颗鲜红的心脏勃勃跳跃在世界的中央。

    当现年92岁高龄的辛秋水回忆70年前的这一幕，这位历经沧桑的学者、社会学家，眼中还涌动着热泪。

    当时，辛秋水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苏联政府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派来了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文化代表团，22岁的辛秋水陪同代表团参加国庆观礼。他同苏联朋友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脚下御河桥观礼台上，观礼台是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上用粗毛竹搭起来的，观礼台搭建得较高，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时，天安门广场一片激昂欢腾。他的心海，有一千朵浪花击石拍案。

    当感人心弦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起，伴随着喜庆的礼炮声，天安门广场几十万人民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及他所陪伴的苏联外宾都沉浸在无限的兴奋之中。

    辛秋水距离站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位置很近，因此，当毛主席庄重地按下电钮，让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的时候，他似乎是和主席一起按下按钮，也仿佛是同亿万名中国人的手指一起按下的。

    那根升起五星红旗的线缆，像待产母亲的脐带，血连着新生命的诞生。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首次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绽放火红的舞姿，融进东方朝阳的颜彩，那是祖国思想的光辉，红色的旗面象征着革命的热土，五颗黄色的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红色大地放光明。

    历经忧患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是祖国母亲的脉搏，她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魂，她是革命烈士血染的青春，她是守护亿万中国人民的精神旌旗。

    他凝视着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一片赤诚的革命烈士的血浪，它凝聚着亿万中国人民和整个东方被压迫人民的希望。

    当毛主席说出那声响彻天宇、震撼世界的庄重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天安门广场立即传来了雷鸣般的掌声，一面面五星红旗化作红色的海洋，波涛汹涌，千帆竞发。

    当这句响彻全世界的话语，传入辛秋水的耳膜时，他顿时鼻子酸了，泪花落了。他的脑海涌动着一幅晦暗的画面：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北京家家户户门口被强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一系列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把中国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濒临灭亡的边缘。

    回想至此，辛秋水看到我们的国旗，生得如此美丽，飘扬得如此从容，似蓝天下绽开的一枝红莲，倾吐着星星点点的花蕊，心中感慨无限，默默祈福：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历尽忧患的祖国，祝您从今走上繁荣富强！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伟大盛事，这是过去屈辱历史的永恒翻页。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扭转乾坤，繁荣昌盛！星燧贸迁七十年，我们的祖国母亲昂首阔步走进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履铿锵、势不可挡。

    作为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专家、中国文化扶贫和村委会“组合竞选”制创始人、安徽省江淮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著名社会学家辛秋水，见证了七十年来中华民族如何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并作为一份子躬亲践行，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理论创新，拼搏反腐，推进改革，他把个人的灵魂嵌入祖国的心脏，心忧天下，魂系苍生，生机勃勃，老而弥坚。“吾爱真理，虽九死犹未悔”，他全身心倾注于对贫困的求解，对真理的探寻，为祖国的发展默默奉献一生。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赠词：文锥痛贬匡时弊，独胆横陈逆耳言。壮志消磨心未老，仍余剩勇挽狂澜。安徽省委原书记卢荣景多次指出：辛秋水提出的文化扶贫是安徽省大包干后的又一创举。2006年6月，汪道涵评价道：安徽的文化扶贫与村委会“组合竞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脱贫攻坚决胜年。文化扶贫，是脱贫攻坚战的灵魂所在，是为脱贫攻坚工作系上的一块护心石。即使在耄耋之年，这块护心石的发起人，还在默默关注着祖国的发展。他有一个百年中国梦，也是亿万中国人的百年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伟大的中国梦，正在全国人民戮力同心的辛勤浇灌下，绽放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少年时代，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度过

    1927年农历十月十八日深秋，辛秋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嘉山县（现明光市）横山乡大辛庄百里内有名的财主家，兄弟姐妹八人。从小，辛秋水便爱思考。少年时秋收的一天，夕阳近山，他坐在面对家门的一个石碾子上，看着他家的佃户，一个个衣衫褴褛、赤脚裸背，肩挑背驮地把辛苦一年得来的粮食送到他家，而父亲却穿着马褂子，手捧水烟袋，悠闲自在地边抽烟边欣赏着眼前的一切，那神态仿佛是在看一台文戏。这个场面引起了辛秋水的沉思、遐想和一个个问号。

    当时辛秋水还年少，没有读过马列著作，对共产主义还十分陌生，只有这样一个朴素的情感：这个社会不公平，这个社会必须推翻。当时听人说，共产党来了就要“共产”，他心里很喜欢“共产”二字。人人都劳动，人人有饭吃，人人都平等，人生下都一样，谁也不许压迫谁，谁也不能有特权。他这样想着，偷偷把粮食还给佃户，还被恼怒的父亲狠打了一顿，但他坚持下定决心：要铲除人间的不平。这个最初的意念指导着他的一生。

    那时辛秋水所住的大辛庄离日本兵的据点只有七里路，日本兵每十天半个月左右就要下乡奸淫掳掠一次，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还是不晓人事的幼女，都在他们的践踏之列。辛秋水的姐姐就是在日本人靠近她时，因反抗而被这些野兽们开枪打成重伤的。

    每个月的一、四、七、十日，是管店镇逢集的日子，日本兵总在路口大沙滩上把中国人绑在树桩上。他们要干什么呢？——为了训练新兵，让他们更加野蛮，威慑中国人民的反抗。当他们吹响“屠杀中国人”的令号，日本兵们便齐刷刷地将刺刀捅进树桩上的中国人的心脏，血刀拔出来时，人已死在血泊中。年少的辛秋水听到他们的惨叫，好像自己也被戳通了身体，触得到家乡上空那些枉死灵魂的叫怨声。

    而每次辛秋水赶集回来，看到人们在围观这种杀人场面，他心痛不已，自惭作为中国人，眼看作为自己的同胞惨遭杀害却不能相救，还有什么脸面去围观？日本投降后，美国进入中国，此时，辛秋水常看到美国兵坐在吉普车上搂着中国姑娘做乐，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而中国警察无权过问的场景。他为祖国的未来而深深忧虑：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哪里？

    1992年，辛秋水到上海拜访汪道涵，汪道涵还主动提到了他任首任明光县长时为筹措抗日经费，向辛家借5000大洋的事。当他问起当年打的条子，辛秋水说：“后来我家住了很多国民党部队，这个条子‘太扎眼’，我就给撕掉烧了。”

    汪道涵很慎重地说：“我给你写个条子，证明有这件事。这也是你们家对党所做的贡献啊！”

    辛秋水婉拒了，他说：“我当年出来革命，就没想过这么多，我们一腔热血，就只有一个目的——人民当家做主，建立民主共和国。”

    青年时代，

    组织反帝国主义声讨大会

    艾思奇编写的《大众哲学》是引领辛秋水正确认识世界的启蒙者。在这本书里，辛秋水认识到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逐渐理解到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促使他参加当时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有了自觉性。1948年，在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竞选中，辛秋水被选为自治会副主席，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为了响应地下学联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号召，辛秋水在学校广场组织了一次“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声讨大会，特务机关得知后，将辛秋水纳入逮捕对象的黑名单。

    一位同乡告诉辛秋水：“国民党要抓你，快逃命吧！”

    夜色晦暗，冷雾缤纷，辛秋水在同学李华栋的护送下，乘上一条民间小船逃离了安庆。出了安庆后，辛秋水与同学付维钧辗转到了苏北解放区。经过封锁线时，当地正在打仗，封锁线上有座小桥，桥的那头便是解放区。

    辛秋水与付维钧正在过桥，突然，从桥下钻出两名国民党兵。

    “干什么的？！”他们大喝一声，阻拦了他们的去路。辛秋水想到前不久有个解放区学生被抓去后便被击毙了，屏气摄息，无言以对，他的身上还有一张别人写给田汉同志的介绍信，很担心被他们搜去。

    两个国民党将辛秋水和付维钧押送到营部，一路上他们急得毫无办法，到了营部大门，他们看到营长和几个乡保长正在猜拳行令，辛秋水刹那间，情急生智，他从裤子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国民党军官。

    “长官您好，我们是《中央日报》记者前来战地采访的。”辛秋水想起朋友给了他一张名片，无意中装在他的裤袋里，救了他的命。

    押送他们的国民党兵正要插话时，营长大手一挥说：“去吧！”两个小兵只好乖乖退下。

    1949年3月，辛秋水来到北京，经过在华北大学政治部三个月的政策学习，他被分配到正在筹备中的中苏友好协会。从此他开始投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洪流中。

    1953年，中苏友好协会在全国发展了6000万会员并且还在大量发展中。党中央按照中苏友协的性质和任务，拒绝中苏友协扩大广大干部组织编制的要求。于是入会的会员群众骂友协“要钱（收会费）不干事”（不给会员福利），而基层友协兼职干部光是收费发证就疲于奔命因而也是牢骚满腹，友协的基本任务——宣传工作无人去做。辛秋水热爱思考，他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了问题的症结：

    当时的中苏友协组织形式（个人会员制）同中苏友协组织任务相矛盾，他大胆提出了取消个人会员制的建议。但当即受到副总干事李沾吾、辛志超两位同志的严厉批评。辛秋水并不气馁，他再写了一篇建议送呈友协总干事钱俊瑞同志，钱俊瑞上纲上线地在报告上批上：辛秋水同志有取消中苏友协的思想。

    这样一来，辛秋水彻底被冤枉了，成为大家议论的对象，他知道，这份批示尽管有着形式上的权威性，但绝不是真理，他连夜起草报告呈送刘少奇同志，三天后，辛秋水收到了刘少奇复信，内称：“辛秋水同志：你的意见基本正确，我已提交中共中央宣传部处理。此致敬礼，刘少奇”。

    曾经批评他的钱俊瑞同志即刻派人将辛秋水接入他的家中，当面认错。第二天，中宣部秘书长熊复同志通知辛秋水，要他就如何改进机关业务的问题写一份发言稿，在中宣部系统党团员大会上发言。不久后，中苏友协工作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9年恢复工作，

    调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辛秋水因敢于直言而招致不幸，被错划为极右派分子，1958年到农场接受改造，与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女分离，饱尝骨肉亲人分离之痛。夜半时分，泪湿满襟，历经坎坷，九死一生。

    然而，22年的牢狱之灾、皮肉之苦没有改变的他的青云之志。1979年，胡耀邦同志亲自为他平反，并分配他到北京工作，辛秋水婉拒了，他说想回到家乡安徽，为家乡做一些事，随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此时的辛秋水已52岁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为祖国、为人民，他勤奋钻研，痴心不改，一身泛白中山装、一双解放鞋，一个帆布背包，不惊动任何人，一头扎到贫困山村进行社会调查。

    1979年这一年，虽然已年过半百，却是辛秋水人生再次扬帆起航的起始年。他的心，蓄势待发；他的身，还如二十岁的青年意气风发。他经常下到第一线，拿到第一手材料，提供给决策机关。正如安徽行政学院教授吴凯之评价：一个贴近泥土的社会学教授，像一个痴迷的圣徒，潜心贴近了苦难中沉睡，又在春天里苏醒的大地。

    辛秋水写出的影响中央决策的第一份报告是《有些国家干部行贿、受贿之风严重》，刊登在中共安徽省委《调查研究》（1981年第12期）上。中纪委接到胡耀邦批示后，迅速派工作组到华东五省、市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工作组组长孙克悠特邀辛秋水谈话称：“我们调查的情况发现的问题，比你所讲的还要严重得多，中央将制定对策。你已经在耀邦同志那里挂了号了，你今后继续反映问题，不要怕。”

    1984年，辛秋水到肥西县作农村调查时，听到县政法委秘书汇报农村情况时说：“现在农村犯罪的很多都是单身汉，譬如该县官亭镇派出所羁押的十个人，其中有九个都是单身汉农民。”辛秋水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包产到户后农村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便开始对单身汉问题做专门调查，得出结论：包产到户前，单身汉由于没有子女或家庭负担，他们的劳动力强，拿的工分多，他们当时的生活比那些家庭老弱负担重的农民好得多。包产到户后，由于单身汉也是按人头每人分得一样多的田亩，但他们没有老人和小孩等辅助劳动力，从事不了家庭副业，生活水平降低，产生了悲观的混日子情绪，加上没有妻子儿女的监督，往往夜间独自出去偷鸡摸狗，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单身汉犯罪的比例很高。

    辛秋水就这个问题继续调查，发现由于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农民溺死女婴之风严重。凡是第一胎是女孩的，许多农户就把她弄死，以便再生一个男孩。辛秋水感到，如此以来，农村单身汉户会越来越多，农民为什么要溺死女婴呢？因为农村传统观念是靠儿子养老，拼死拼活也要生个儿子。

    而城市情况不同，工作时有工资收入，老了有公家养老，所以在城市一胎化政策执行的干扰并不严重。经过长期调研，辛秋水写出了《农民“单身汉户”问题严重》的调研报告。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辛秋水的这份调研报告被列为大会文件之一。报告中提出的“计划生育在农村和城市的政策应有所区别的建议”被中央办公厅所接受并付诸实施。例如，中央的计划生育政策随之作了调整，规定农民生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话，允许其再生第二胎。

    辛秋水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智慧与胆略将单身汉户犯罪比例降到最低，救下数十万农村女孩性命，为数千万农民朋友造福。一个见义勇为的人，一个善良而乐于奉献的人，可以一辈子救下几人，十几人，但他不能解救和阻止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而一个拥有思想见地的人，可以更广泛地为社会造福。

    首创文化扶贫，

    将扶贫从输血、造血引向“树人”

    1986年深秋，辛秋水随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同志到贫困地区考察工作，在这深秋时节，庄稼地里的红花草、小麦、油菜的幼苗应呈现一片绿油油的景象，可映入眼帘的却是白茫茫的没有翻过的稻茬子地。

    省委书记看到后脸色变了，回头问随同的安庆地区专员刘思魁：“老刘，这是怎么搞的？”

    刘思魁紧张地问身旁的县委书记王道成：“老王，这是怎么搞的？”

    王道成抹了一把汗问当地的区委书记：“老储，这是怎么搞的？”

    储书记无人可问了，便支支吾吾道：“我们敲锣打鼓地叫农民出来栽种，可是农民就是不出来，因为他们的救济粮票吃不掉，还送到外县去卖。”

    卢荣景书记皱紧了眉头，辛秋水在一旁陷入了沉思，他想，一定是我们的扶贫方式出了问题。他发现，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的扶贫工作就是年年给村子里送钱、送粮食、送衣被，年年送年年光，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群众脱贫问题，反而养成了许多人“等靠要”的懒惰思想。他开始走访调查，用新的角度思考扶贫问题。

    辛秋水来到大别山区岳西县调查时，一天，他走进一间阴暗潮湿的破屋，见几个衣衫破烂、目光呆滞的人，便问道：“你们家今年收多少亩粮？种几亩地？”令辛秋水惊奇的是，他们连这简单的问题也答不上来。

    当他走近村子里另一户人家时，虽然同样贫困，但尚能维持温饱，和这家主人交谈时，回答问题是比较清楚的，再进一步了解，前一户是完全文盲，后一户是高小文化程度。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思维的清晰度，也决定了他们的经济状况。

    1987年底，辛秋水给安徽省委写了报告，创造性提出“文化扶贫”方案，并要求批准到大别山区岳西县莲云乡蹲点一年，亲自实施文化扶贫的方案。1988年4月，辛秋水在莲云乡住下，《光明日报》为此发表了《社会学者辛秋水到山区工作——反对坐而论道传统，投身改革第一线》的专题报道（1988年4月10日）。辛秋水先后从合肥带去4100多册图书，订了26种报刊杂志，在莲云乡建立了“三个基地”：一个科技文化阅览室、一个实用科技培训中心和35个阅报栏，用来开启民智推行科学种田，提高贫困人口素质。这三大举措成为了贫困闭塞的莲云乡的沙漠绿洲，很快吸引了大量求知若渴的农民。

    他的文化扶贫举措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而是多年来在贫困地区的调查研究中思考、探索而来。由于文化扶贫效果显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和副书记杨永良重视莲云乡的成功经验，要求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不同类型的县开展农村科技文化扶贫试点。后在滁州、黄山、安庆、池州、六安等地推广。辛秋水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文化扶贫思路，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明方曾与辛秋水通信写道：“文化扶贫是有重要意义的，您在这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和精力，诚为可敬。对于扶贫我绝对是一个热心的自愿者，我一定向您学习，有机会我们一起商议探讨。”

    作为一名理论研究工作者，辛秋水保持着他的几个实验基地：阜阳、滁州凤阳、安庆岳西。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学者，都分别到他的实验区进行过考察、研究。1996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和中国新闻纪录片分别做了20分钟和30分钟的专题报道。《安徽画报》2000年第5期有文章评价道：辛秋水理所当然的被誉为影响海内外的“文化扶贫第一人”。

    他20年如一日，坚持这项事业，甚至捐出了自己在省城160平米的套房，蜗居6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来支持文化扶贫事业。

    全国首创村委会“组合竞选”制

    1997年11月，受时任滁州市委书记的张春生之邀，辛秋水到滁州市推广他在全国首创的村委会“组合竞选”经验，并将其作为全市1998年度四项重点工作之一。后决定在来安县邵集乡进行全面推广。1998年2月27日，张春生书记和辛秋水到达邵集乡。时任县委书记的陈乔连也打着背包，带着几十名科局长，与辛秋水一道投入了紧张的选举工作。选举同时在八个村推开，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辛秋水看到，千里返乡投票的来了，摇着轮椅的残疾人来了，八旬的老太太也来投选票了，她自己不识字却伏在孙子的耳边，悄悄地叫孙子代她填写……

    二十年前，《江淮法治》记者郑建华在《从来铁肩担道义——著名社会学家辛秋水为民代言风雨五十年》一文中写到：在来安县推广村委会“组合竞选”时，辛秋水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一种责任。他说：“对农民，你不去宣传，他就不理解。只要你宣传到位了，他们的热情是很高的。大伙怕就怕你走过场，搞假选举，这样才会真正伤到群众的积极性呢！”

    邵集乡的选举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效果。老百姓的心更服了，气更顺了。在刘郢村，一位农民得了重病，全家人正为没钱看病而流泪，这时村主任来了，为他家担保借了2000元钱。辛秋水问他，现在为什么这样主动关心村民，他说：“过去和上级搞好关系就行了，现在我的乌纱帽掌握在群众手里啊！”同时他转变了自己的错误观念，认为关心村民、为人民服务本就是应做的工作。

    中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胜泉先生评价道：实行“组合竞选”的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曙光。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条代价最小、最平稳的、最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也是解决当前农村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团结的唯一选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保证中国实现富强，经济振兴，长治久安，在一个不长的历史阶段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2008年7月，辛秋水荣获“见证安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进程30位代表人物”称号，颁奖词这样写道：

    “他是中国村民海选、直选的推动者。村委会组合竞选，安徽再次开创了中国民主进程，这一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民主选举成功模式的推行者辛秋水，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大陆村级组织建设学术讨论会“终身成就奖”。

    他长期关注于扶贫事业，提出以“树人”为中心的“文化扶贫”理论，让90%的建档贫困户摆脱了绝对贫困。同时在全省共建立各种科技文化扶贫中心32个，实施范围扩展到7个县市，惠泽人口近千万。”

    辛秋水用他一生的心血，甘做祖国灵魂的创作者，五星红旗的守护者。而百年中国梦的实现，是千千万万个如辛秋水一样忠于五星红旗的创作者共同铸成的。无论何时，中国人的思想都是不灭的火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国各地的红旗手，身披五星红旗，挺身昂扬在世界的中央，燃起燎原星火。

    1949年到2019年，锦绣神州，已迈过峥嵘七十载，砥砺奋进的祖国正日益繁荣富强。我们拥有一个强大而温暖的祖国，无论走到世界哪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是慈爱的母亲，是雍容沉静的红牡丹，是华夏大地祥瑞的彤云，她是我们最深情的仰望。

    1998年，安徽省委原书记卢荣景同志会见专程率工作组来皖考察文化扶贫与村委会“组合竞选”制的上海市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博士。卢荣景同志在这次会见中称“文化扶贫是安徽农村‘大包干’以来的又一创举”

    辛秋水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欧远方在一起。欧远方同志一贯支持辛秋水在农村进行文化扶贫与村委会“组合竞选”制的推广，多次默默地帮助、支持辛秋水，对他的事业有重大影响

著名社会学家辛秋水，拍摄于1998年10月

1992年，社会学家辛秋水（右）拜访汪道涵（左）同志

辛秋水陪同安徽省委原书记卢荣景在太湖县农村考察。卢荣景书记对辛秋水首创的文化扶贫和村委会“组合竞选”制给予高度支持，是这项事业得以推广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赠辛秋水词：别来无恙又经年，南国风潮几度传。竦听惊雷沉四野，遥闻夜雪报春寒。文锥痛贬匡时弊，独胆横陈逆耳言。壮志消磨心未老，仍余剩勇挽狂澜。

阅读原文：

1_20200422103859503f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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