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天气渐渐变凉了，燥热的心情一下子静了下来。难得一个“双休日”，走进书房，读起吴理财教授的著作《文化：发展、服务与治理》，仿佛把我带进文化生活的深处。我亦愈发对吴教授的社会学研究感起兴趣来，因为他立足社会大众生活的实践，从外部的表象深度观察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处。同时，他启发人们对构建多元文化生活场域的某种思想情感和人文关照。正如他在书中前言所说：“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有许多迥异的路径，而我更愿意采取经验研究的方式，去关照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文化服务和文化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

一、认知社会文化：打开文化生活的窗户

长期以来，我们作为普通百姓，关注最多的是诸如电影、音乐、跳舞、在线直播、看书等日常文化生活的表层，对社会文化的真正内涵和特征，却很少去关注和思考。在社会学者看来，“社会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在人们思想观念方面的一种体现。社会文化反映的是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共同价值、共同意识和普遍规范。社会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产生于一定的物质发展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历史”。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也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重要载体。

任何事物发展都具有自己的特征。社会文化也一样，其发展表现为现代化、理性化、世俗化、多元化等特征。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中国的改革开放直接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理性化发展；世俗化突出表现为现实化、去政治化的特色，具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样态。

二、透视农村社区文化变迁：深化基层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

长期以来，农村文化是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主要在宗族血缘关系维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包括生活习俗、信仰观念以及忠孝礼节等诸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农民逐渐摆脱世代耕作的束缚，纷纷走南闯北，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务工，从而受到一种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丰富多彩的开放文化深刻地改变着农民的思想观念、语言表达方式以及生活行为习惯。这些务工的农民不断地穿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然渐渐地改变着传统的文化交流和生活习惯。一方面，诸如权利、自由、法治、平等、民主等现代性话语在农村新生代农民思想意识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传统的忠孝道德观念似乎越来越有所淡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农村精神生活现象——农村社区文化。

它是对传统的农村文化的改造，在与城市社区文化交流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文化发生变迁，形成一种“脱域”现象。在吴理财教授看来，“脱域”既是当下农村社区文化变迁的一种表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文化变迁的一个结果。而这种“脱域”，个体化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既脱离了农村社区的道德生活，又脱离了新的社会场域的约束。

由于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进程，因而必须正视目前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巨大的差异化现实，深入农村基层开展调查，了解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真实需求，制定深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措施，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加强农村社会调查。根据相关调查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一是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存在显著差异；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跟公共文化设施供给直接相关；民意决策影响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和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城乡居民文化需求的实际。正如吴理财教授所说：“在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的同时，也要根据城乡居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城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不同需要以及社会群体的分化，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别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三、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重要条件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无论是基础设施、文化资源的挖掘，还是文化管理人才的培养，都与城市存在不小的差距。一方面，国家对农村文化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不足。据相关数据分析，长期以来国家财政预算内的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比例偏低，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也缺乏积极性。此外，还表现在区域农村投入不平衡，东部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比例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另一方面，农民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存在差距。伴随农民务工潮，相当一部分农民游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对农村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是过于迫切，而是对能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现实需求却十分急迫。破解这个难题不仅满足农民的文化生活现实需求，而且对于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正如吴理财教授指出：“在城务工农民的需求除了参照政府（和企业）的公共产品供给而外，他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除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问题之外，还增加了这些流动农民在与城市居民比较中所强烈感受的不平等待遇问题。这个不平等待遇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需求是否满足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话，将会危及政府合法性，引致新的治理性危机。”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发力。一是国家应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上着力。重点是加强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平台建设。包括文体活动广场、农民图书室、文艺演出等。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以公共财政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二是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组成的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机制，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供给机制上形成合力。积极培育和大力发展农村民间文化组织或公益性社会文化组织，充分调动其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三是增强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农民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主体。吴理财教授认为，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不能仅仅把民众视作消极被动的服务对象，应该重新确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消费者的主位意识，真正重视民众的文化需求表达，切实让民众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建设中来，发挥民众的主体性作用，在实际的参与中不断建构公共精神、培育公民意识。

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

人们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一种文化福利，也有的把它当作是一种文化权利。作为社会学者，吴理财教授建议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质上而言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他引导人们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他指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就是建构公共性，这在一个公共性日趋衰落的转型社会中，它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公共文化服务涉及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协调和合作，因而体现的是一种良性互动的现代多元合作治理精神。

既然公共文化服务是文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也自然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党的农村方针政策通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向广大农民进行宣贯；同时，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密切干群关系以及对农民享有文化权利的维护。如何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治理，在农民大批离开原生态乡村的今天，让农民重新回归尽管不是现实的选择，但是通过乡村治理，改变农村文化的“空心化”，减轻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性的消解对乡村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是社会学者应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成为国家、社会、个人共同的责任。

（作者系哲学博士、高级研究分析师。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基层党建、金融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