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政治学引论
吴理财
文化政治学（Cultural Politics），是对文化的政治学研究，探讨文化的政治逻辑。不过，这里的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把各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文化化，将种族、民族、族裔、身份、性别、年龄、地缘、生态等问题都纳入文化政治学进行思考和讨论。而且，它往往把文化视为意义竞争乃至政治斗争的场域。
文化政治学的出现相当晚近，目前仍处于发展之中。它受到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各种相互影响又相互冲突的理论流派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它从产生到后续的发展都是混合、杂糅和不完善的。
第一节 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文化政治学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研究。参与这场影响广泛且深远的新社会运动的人，要么以文化为媒介、要么以文化为工具、要么以文化为领域或舞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争取合法的政治权益。这场新社会运动，或可称为文化政治运动。与此同时，相关的理论研究开始出现“文化政治化”“政治文化化”转向，从而逐渐消融了“文化”和“政治”乃至“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的传统认识边界，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文化政治学”。严格而言，文化政治学是这场新社会运动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结果。
西方“文化政治”的研究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诸多学术流派的影响，以揭示社会边缘群体、亚群体或被压迫群体的“无意识”支配的隐秘权力机制为己任，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甚至主张“迈向一种渐进的民主政治”。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文化转向”。以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科尔施（Karl Korsch）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感于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新诠释和新改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形成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流派，他们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文化批判、文化斗争和文化政治运动上。例如，卢卡奇、葛兰西等理论家的研究主题由经济政治批判转向文化批判，由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转向发掘上层建筑的理论和实践功能，张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性、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领导权。尤其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转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科技理性导致的异化、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文化根源、工人阶级日益被收编等问题的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深入的文化批判，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理论实践。例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深刻揭露，强调文化工业以标准化程式快速复制生产文化产品来迎合大众娱乐消遣需要，消解了大众的批判精神，瓦解了大众的反抗意志，成为操控和驯服大众的手段。其文化批判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政治研究源自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威廉斯（Raymond H. Williams）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下，建构起研究英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文化唯物主义”，形成一套系统的分析社会日常生活诸要素的理论机制。其提出文化是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系列变迁的重要反映，是借以把握社会政治性质的理论工具。以威廉斯为开山鼻祖的文化研究具有政治性面向，以至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说，“英国的文化研究，毫无疑问且更加准确地应当重新命名为意识形态研究，因为它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划上了等号。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将意识形态当成了整个文化的提喻”。随着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逐渐远去，意识形态的概念逐渐让位于权力的概念。就像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现在主要是用作一个方便字眼，用以指代一系列的理论和政治观点……这些观点都是从它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权力内部的复杂结构的角度审视文化行为”。
同时，这里的权力概念深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对于福柯而言，“在社会的每两个点之间，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在每一个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之间，都存在着权力”。“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权力关系多种多样，它们渗透于社会整体，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并且构成了社会。”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宽泛理解，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文化政治学的发展。
除了对权力概念的重新理解，文化政治理论的发展还跟对“文化”的全新解读有关。如今，“现实世界不再以本身的面貌存在，而仅仅以文化的形式登台、演出、展现、想象”。文化得势不再被视为社会及解决体制的反映和伴随物，它本身已经反过来变成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是心理现实主要的决定项。文化经由社会领域大幅扩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原始的以及尚未被理论化的意义而言，可以说都已经变成“文化的”，“‘文化’已经变成真正的‘第二自然’”。对于文化政治学者而言，在文化领域，意义和真理都是在权力模式与关系中构成的，文化遂成为争夺意义的符号战场，文化政治则被设想为“围绕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年龄等方面组成的一系列集体社会斗争，试图根据特定价值观和希望的后果来重新描述社会”。
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后现代主义诠释成为理论前沿。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此语境下分析了文化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他在后现代历史语境下将文化政治理解为“文化的政治化”，即文化是表达政治诉求的语法方式，“价值、言语、形象、经验和身份在这里是政治斗争的唯一语言”。
如今，文化已全方位渗入当代资本主义结构，并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逻辑。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的扩散。这种扩散的程度之泛滥使得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者蜃景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这种对文化世俗化、商品化的论断，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十分相似。不过，“法兰克福学派令人不满的并不是它的否定和批判的立场，而是这种立场所依赖的肯定的价值，即维护传统的现代主义高级艺术的价值”。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从审美现代性的立场对这种文化下降运动展开无情的批判，以“反艺术”的审美主义推动现代文化继续朝着精英化方向前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意识到，文化已成为后现代主义历史时期的主导力量，并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与现代主义文化迥然不同。在其看来，以单一现代性的目光审视后现代，不从根本上理解和阐释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文化断裂，最终只能走向文化悲观与保守主义。当然，放弃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精英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意识，并不是要完全认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浅表化、商品化、消费化、娱乐化、抹平深度、精神分裂、能指狂欢等诸多性状与症候，做一个鲍德里亚所说的“与碎片嬉戏”的后现代主体，而是要以一种政治批判的姿态介入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文化结构，从扑朔迷离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镜像中发掘出隐秘的政治无意识。就像詹明信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及了解其价值系统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在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时，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在詹明信这里，“文化政治”是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策略方法，构成了他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基本框架。在其看来，“文化研究或‘文化唯物主义’实质上不啻为一项政治事业”。
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一种新的左翼学术文化思潮，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文化思潮的理论化，倡导微观政治、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就是为阐明异质的民主斗争（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提供一个构架。它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一的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而是趋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是当代西方解构哲学等新理论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葛兰西理论的接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语言学转向”的最新产物。
第二节 文化政治学的研究内容
什么是文化政治学？文化政治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实，对此并没有确切和统一的界定。这跟人们对文化政治学的不同理解，以及它的不同理论来源和研究旨趣有关，尽管它如今已遍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宣布“文化政治学”就此诞生，但认为“这个词的意义却非常含混不清”，这种表述既反映了伊格尔顿的谨慎，也折射出文化政治理论的复杂性。1991年，一位出生于美国的非裔女作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写了一本名为《向往：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学》的书。她提出，黑人知识分子应投身于对种族、性别、阶级等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活动，以具体的文化行动来反抗文化领域的权力压迫。文化政治研究的宗旨在于，“清醒地坚持将文化研究与进步、激进的文化政治相联系，将会保证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使批判性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在《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中，她提倡用文化政治抵制文化的殖民化，认为文化政治能祛除话语、思维与想象的殖民化特色，使文化研究成为“干预、挑战和改变的有力场所”，从而“保持一种思维模式和进步的政治观，从根本上反对殖民主义，否定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文化批评就能够成为变化的动因，能够以各种解放的方式培养批判意识”。她主要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域出发，将文化政治视为黑人抵抗种族、性别、阶层等权力压迫的意识形态策略。
此后，在1994年又有两本以《文化政治学》为名的著作问世，一是格伦·乔丹（Glen Jordan）和克里斯·威登（Chris Weedon）的《文化政治学：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Cultural Politics: Class, Gender, Race and Postmodern World），二是艾伦·森费尔德（Alan Sinfield）的《文化政治学——酷儿读本》（Cultural Politics: Queer Reading）。对于格伦·乔丹、克里斯·威登而言，文化政治表征复杂的权力问题，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是从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哪些文化则需要掩盖和隐藏？谁的历史要被铭记？谁的历史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构想应当被突出？而哪些构想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哪些则须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缘由？凡此种种均属于文化政治的领域。他们强调文化在意义生产与分配，价值、主体性与身份建构方面的重要政治作用。“文化政治学基本上决定社会实践的意义，进一步的，哪些群体或个人有权力来定义这些意义。文化政治学也关切主体性与认同，因为文化扮演建构我群感的核心角色。文化斗争通常反映以及/或生产深层的情感——爱国主义、菁英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反种族主义等诸情感。换言之，它们必须联系主体性。我们所在的主体性的形式扮演决定我们是否接受或抗争现存的权力关系。更进一步，对被边缘化或被压抑的群体而言，新的及抵抗的认同之建构是改变社会的更广泛政治斗争的关键层面。”
这些文化政治学者从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出发，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形成了研究所谓“非常规政治”或“非正式政治”的“文化政治学”。当今文化研究中大力推崇文化政治学并予以身体力行的是詹明信和伊格尔顿，他们不仅以卓著的理论建树推进了文化政治学，而且在具体的文学、文化研究中采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在西方学术领域，“文化政治学”主要关注和研究种族、民族、族裔、身份、性别、年龄、地缘、生态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所关涉的对象一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或受支配群体。以致詹明信认为，文化政治的任务就是“详细列出各种边缘群体、被压迫或受支配群体——所有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工人阶级——所忍受的种种‘束缚’结构，同时承认每一种苦难形式都产生出了它自己的特殊‘认识方式’（epistemology），它自己的特殊的由下而上的视野，以及它自己的特殊的真理”。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仍然是权力，包括权力的界定、分配、使用、执行、生效、争夺、转移、巩固、延续等内容。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化政治学不仅关涉社会边缘群体或受支配群体，还关涉一个社会的强势群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注重文化的政治性功能，对其而言文化政治是为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和战略。因此，文化政治学这门学科向一个广泛的文化概念开放，包括流行的文化实践形式也包括抵抗的乃至斗争的文化实践形式。以至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每种事物在根本上都与权力有关。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到权力关系”。
文化政治将文化设定为政治斗争的场域，或者将文化视为一种有政治争议的社会建设，试图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掘出权力博弈的文化策略。文化政治研究意识形态、主体、性别、身份、阶层、族裔、地缘等问题，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微观政治、差异政治或生活政治。其逃避、消解、反抗现代政治的宏大叙事逻辑，转而以文化启蒙、文化批判与文化革命的方式吹奏政治的号角，以达成人性的文化关怀与政治解放。因而，有学者这样描述西方的文化政治：“从时间上说，它是一种后现代政治；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它是一种具体政治；就其重要性而言，它是一种边缘政治；从其世俗性来说，它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就其学理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学术政治；就其心理特点而言，它是一种欲望政治；从传统观念看来，它是一种非常规政治；从正统观念看来，它是一种非正式政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文化政治理论重新思考了文化、政治与权力问题，重构了文化、政治的语义、结构与功能。文化成为政治的结构、载体与象征性符码，政治嵌入文化隐蔽的皱褶，弥散成权力的根须，形构出文化多元错杂的意义图式。
也有人认为，文化政治既关涉“文化政治化”，也关注“政治文化性”生成。本质上，文化政治是一种基于“文化”和“政治”关系维度探讨社会日常生活领域各种权力关系的理论范式。“文化政治化”关切的问题是文化如何被赋予政治功能，旨在揭示文化背后的政治意蕴。在研究方法上，“文化政治化”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政治文化性”关切的议题则是政治问题背后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本质，也就是“政治文化性”如何生成，它遵循政治学的概念逻辑，文化的功能则是寻求对政治问题的文化解释，从而确立政治的属性，其最终目的在于探究政治问题的文化性质或价值空间。简言之，文化政治学既探讨文化如何被赋予政治意义的问题，也关注政治问题背后的价值旨归。西方的文化政治研究旨趣基本上是前者，其研究主体也主要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而政治学者（严格而言是正统的政治学者）更加关注后者。并且，就像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坦率指出的那样，“从根本上来说，文化不是一个让大多数政治学家感到舒服的概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政治内部文化范畴无处不在，譬如在政治学话语内部，在国家话语中，在国家方位内的文化空间中（比如公民社会和/或公共领域的空间），在政府的文化和文化的管理中，以及人们借以理解控制和权力世界的所有话语中，都存在文化范畴或者跟文化紧密关联。
对当代中国学者而言，如果要建构面向中国的文化政治学，那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政治”不仅要比上述这些文化研究者宽泛，而且更具（传统）政治学的特性，它主要关注国家政治或总体性政治。具体而言，它主要论述（国家）政治权力的定义、政治权力的展现（或再现）、政治权力的论证。它不仅仅把文化当作政治来理解，更主要地探讨正式政治——政党、议会、官僚机构、国家形式、抗议运动及其他——为何是文化的：它们为何是被竞争的意义的舞台而不是有特权的神圣性和权力。
因此，文化政治研究一般是由这些关键词构建的，即意识形态、话语（论述）、文化霸权、合法性、身份/认同（差异政治）、承认、接合、文化权利、收编、文化整合、规训、定义、表征（文化符号）、文化资本、公民文化等。我们的研究旨趣与西方学者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自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不一样，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已普遍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各自面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尽管如此，西方学者的研究仍然有可资借鉴之处。
第三节 文化政治学的批评
早在英国文化研究的草创时期，威廉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二元模式已经表示了不满。自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之后，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反思和批评就变得十分流行。主要矛头指向它的悲观主义、精英主义的立场以及生产主义的研究范式。这种潮流到费斯克（John Fiske）走向了极端，出现了所谓的过度美化大众能动性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的文化政治研究由于警惕经济主义而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消费而不是生产上，积极肯定消费大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却矫枉过正地走向了民粹主义与“消费主义”。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对包括文化政治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的非马克思主义和非政治经济学倾向提出了批评。他声称，这些文化政治研究的真正危机是把自己的关注点狭隘地集中在消费上，而没有把消费问题置于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他提倡文化政治研究应该重新引入政治经济学，重新关注生产，否则的话，文化政治研究很可能与现存的剥削和压迫力量结成同盟。
尼古拉斯·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政治研究对立起来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解之上的，“只有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重新建成之后，文化研究的事业才能成功推进”。民粹主义式的文化政治研究背叛了自己原先的主张——统治方式及其伴随的文化实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结果，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劳动/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文化政治研究压倒一切的关注点。这反过来在政治上帮助了右派，因为正是右派在意识形态上把人们建构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偏离了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分析的文化政治研究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接受和阐释的阶段，而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自主性、创造性。如果脱离经济结构与政治权力而集中关注孤立的“日常生活”，就会制造一种人们的日常生活能脱离结构的权力的幻象，回避了权力结构与权力组织的存在，而文化工业当然就是这样的特定权力结构与组织。
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指出，这种否定阶级分析范式的文化政治研究存在几个方面的“危险”：反经济还原主义变成对没有任何解放意义、革命意义的差异的无批判庆贺；对于消费者的创造性过于乐观，低估了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压迫；对观众“快感”的赞美导致对最肤浅的文化产品的不加思考的任意肯定；在所谓的“生产—再现—接受”的“文化循环”中对生产的低估，并过分强调接受与消费；为理论而理论以及理论的自我迷恋，等等。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也认为，文化政治只有在为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
在西方，文化政治基本上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文化政治学者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性、元叙事、本质的主体性和固定的意义的批判的确有激进的政治潜能，但也容易造成对社会关系结构的盲视。“对差异的理解一旦脱离产生它的结构性权力关系，后现代对差异的欢庆就会变得危险。”“差异政治”弄不好，就会沦为失去批判性的“游戏”的政治。诚如伊格尔顿所批评的那样，后现代政治“被改变成了某种审美景观”，“它已经帮助把性、性别和族性的问题如此坚实地放进了政治日程……只不过是对更经典形式的激进政治学的一种替代，这种更经典形式的激进政治学涉及的是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物质的生产方式”。后现代主义以“微观政治”取代“解放政治”恰恰“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而“正是这一点，歪曲了众多的当代文化观点，使它们走了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其愚蠢也确是惊人的”。
综上所述，即便是在西方，虽然形成了诸多文化政治的理论，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而言，文化政治学尚在形成之中。与其说是对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毋宁说是对文化政治及其相关理论的批判。无论是文化政治还是文化政治学，都是研究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才能真正揭示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根本逻辑。
第四节 中国文化政治学的建构
文化政治研究主要是围绕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展开的，主要探讨“文化治理”的议题。国内关于文化政治的研究，严格而言，才刚刚开始。为了开始这项研究，编者认为必须首先梳理文化政治研究的主要关键词，并尝试运用这些关键词来理解、阐释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现象和问题，从而逐步建构中国本土的文化政治学，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
文化政治学是对文化的政治学研究，探讨文化的政治逻辑。文化政治学的建构，是在文化政治研究的基础上，将文化政治研究学科化。
本书从文化政治关系、文化政治形态、文化政治机制、文化政策话语、文化政治发展等方面对文化政治学进行建构。全书由17章组成。第一章是文化政治学导论，对文化政治学的兴起、研究内容、西方文化政治研究进行述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论述文化权力、文化权利和文化治理，讨论文化政治关系。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别论述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文化空间和文化仪式，讨论文化政治形态。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分别论述文化认同、身份政治、文化规训和文化表征，讨论文化政治机制。第十三章论述文化政策话语。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分别论述当代中国大众娱乐习惯变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讨论文化政治发展。本书是我们对中国文化政治学建构的初步尝试，姑且称之为“文化政治学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