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参照系，是韦伯对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研究的起首部分，在本书中，韦伯试图论证之所以西欧发展出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没能产生，是因为中国缺乏了一种特殊的宗教伦理。因此，韦伯将全书分为三个篇章进行叙述：第一篇是社会学的基础，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等一系列发展宗教伦理的基础性条件；第二篇是关于儒家的正统地位在中国的表现形式；第三篇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国的发展。通过以上三个篇章的叙述，韦伯认为中国具有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心态”即精神是中国没有出现纯粹以经济为取向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

韦伯从货币发达程度、城市行会、官僚体制、税收、政治经济制度、农村氏族基础、法律与资本主义等方面描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状况。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韦伯对于以上基本状况的描述更多的是从一种“非历史性”的，“不变”的而非“历史性”的，“变动”的状况出发，即韦伯所关注的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殊性基础的存在，而是其中的核心特质或者说是“理想型”。韦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货币铸造、管理、流通存在难度，所以以货币交易为基础的货币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在城市中，由于宗族纽带的存在，其处于一种完全缺乏由武装的市民组成的政治性誓约团体，另一方面这种宗族纽带的存在使手工业生产常常呈现出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垄断地位而缺乏行业联盟。此外，韦伯还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社会间不同的官僚精神即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来说明其不同的社会学基础如何——中国与西方社会中的世袭官僚体制、俸禄形式和税收方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也是经过了反复的磨合、相互适应，或者说是封建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配合。最后，韦伯还通过描述中国传统社会中氏族社会的发达以及理性可预计法律的缺乏来导致中国资本主义依存关系的缺乏以及不会产生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

总之，韦伯在这一章节中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学基础的基本状况来引出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研究主题。但是，韦伯并不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他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神、伦理阻滞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儒教与道教，因此引出了以下两个篇章的内容。

【第二篇：正统】

正统即儒教。韦伯通过描述士人阶层与儒教的生活取向来说明儒教。儒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正统，是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被称为士人阶层，享有荣誉和特权。士人阶层构成封建统治的核心，他们影响着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政策、民众与政治间的关系。儒教的生活取向与基督教不同，是现实，彼岸。它的家产官僚政治既不曾受到一个独立自主的僧侣统治的竞争，也从未受到一个不断被削弱的封建主义势力或市民阶层势力的侵扰，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自然科学思维。

儒教的本质是一种伦理，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儒家的教育要培养出君子）确认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因此梁漱溟先生也在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之外提出了伦理本位来形容中国的传统社会。儒家强调入世而非出世，只关注此时的事物，对未来，神秘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同时，儒家所强调的礼、孝也是一种为封建统治秩序做铺垫，孝之于家为孝，之于天下为忠而扩展倒了一种君主统治的“家天下”。

【第三篇：道教】

由于儒教在中国的唯一合法性地位，道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异端”的地位，没有受到官方的认可，地位处于儒教之下。道教也常常与隐修、神秘主义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其与儒教常常产生冲突的源泉，因为老子的神秘主义给政治理想带来了某系额相对化的结论。不过，儒教与道教均不怀疑帝王的神性以及良好秩序即“道”的之极端重要性，所以这一点也给道教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提供了一层“保护色”。儒教的正统地位与道教的异端身份存在教义与实践上的差异，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他们大部分时候都能够作到“友好相处”，只有当官僚阶层的等级伦理与家产制政治的基础即王朝的统治受到了来自异端的威胁时，统治阶层的自存本能才会对异端采取行动，道教常常是因违反政治治安、公开七欺骗民众、危害孝道或一些伦理方面的理由受到迫害。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之中的宗教一直都处于儒教的统治地位之下，直到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才有了教权制政治与伦理向儒家统辖与伦理的大反叛，尽管失败。并且，儒教以外的其它宗教形式之所以有生存空间与儒教的官方统治地位关系密切，儒教的正统作用常常被冠以集体、氏族、王朝的名义而忽略了个体的需求，于是，道教与巫术有了它的用武之地，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发展。

【结论：儒教与清教】

韦伯要通过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区别来阐述他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经济而欧洲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其中他得出的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就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实、基督教地理性主义在于理性地改造社会，这种适应与改造之间地差异加之中国的社会学基础以及儒教的生活面向的影响下，中国缺少了市民阶层、市民的生活方式、理性地经营观念、经济共同体、企业家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地关键性因素。

不过也正是如此，许多学者批判韦伯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做到价值中立，始终抱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